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内实景
随着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墓1号墓的发掘,曹操墓的真伪之争烽烟再起。6月12日是“世界文化遗产日”,作为1号墓继续发掘的日子,显然经过精心挑选,央视加入直播也很说明问题。
1号墓能否出土核心物证被认为对鉴定曹操墓真伪至关重要,但结果除了一把铁剑外,并没有其他发现。倒是在2号墓新出土了玉珠、“常所用长犀盾”字样的半截石牌等。被一些专家认为是曹操的男性遗骸,脸部被砍去一半。同时还曝光了2号墓此前未公布的一些出土文物,包括多件陶制生活用具和陪葬明器。
“外行”质疑落下风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认为魏武王曹操高陵。
此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质疑也接踵而至。有质疑认为2号墓的考古不合学术规范,论证程序也有瑕疵,至少不透明。也有质疑从文史、文物鉴定等方面出发,认为确定该墓为曹操墓为时过早。而另一类质疑则更为尖锐,明言这是一出“考古搭台,经济唱戏”的闹剧,是行政权力干预和学术造假的结果。
河南文物局官员和参与发掘的一些考古专家,针对质疑给出了回应。河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张宏明说:“安阳的这座曹操高陵铁证如山,确定无疑。”该考古项目领队潘斌认为质疑者不具备专业资格,“不排除一些人借机炒作”。而参与发掘的社科院考古所退休研究员刘庆柱,在多个场合坚称这就是曹操墓。他认为,提出质疑的“业内人士”,没有一个是考古专业的,“群众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但外行的专家毕竟也是专家,应该凭实物说话” 。
2010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认可曹操墓阶段性考古结论,并建议曹操高陵按程序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项目还入选了“2009年六大考古新发现”。曹操墓真伪双方交锋第一回合,在专业的盾牌之下,质疑方落了下风,但留下了悬念。
高陵出土的玉器,带有穿孔的珠子
专家质疑之声响起
6月13日1号墓的发掘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富有戏剧性的是,再度响起的质疑声,主要来自考古文博界权威。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徐苹方,是国内公认的考古大家,他指出现有出土文物作为曹操墓证据不足:从盗墓者手中获得的文物不能作为依据;有“常所用”字样的文物,通常是最高统治者馈赠给亲友下属的纪念品;再就是2号墓出土了陶猪圈,这种东西不可能出现在曹操墓中。他说:“和我差不多岁数的老考古学家基本和我看法一样,不认为西高穴东汉墓是曹操墓。”徐苹方还重申了对该项目入选“2009年六大考古新发现”的异议:“我在评委会上就不同意。……历史上被盗掘严重的墓都是不能列入考古新发现的。”
随后,著名文博专家、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梁白泉也提出了质疑。“没有铁证,只能说是‘疑似曹操墓’”,梁老对记者说,从目前公开的报道看,已经发现的250多件文物中,实际上并没有一件出土文物能够有力证明墓主为曹操。
而在此之前,参与该项目的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认为,是否曹操墓尚不能“盖棺论定”,并说1号墓的发掘是确认墓主的关键。徐苹方就此认为,社科院考古所之所以一直未最终确定西高穴东汉墓为曹操墓,“他(所长)总要考虑社科院考古所的名声的!”
只有参与发掘的社科院考古所退休研究员刘庆柱,在直播过程中依然坚持己见:“1号墓的发掘情况丝毫不影响曹操墓定性。”
有媒体因此质疑:既无文献,也无确凿的重要实物证据出土,近乎空空如也的1号墓显然给最终判定曹操墓真伪带来了极大障碍。在社科院考古所至今都未下最终结论的情况下,刘庆柱与河南省文物考古所为何敢打包票说,这是“曹操高陵”呢?
“曹操高陵”的“效益”
其实,结合考古现场内外业已曝光的诸多事实,这问题就不难释疑。也可清楚在“专业”之外,质疑其属于利益驱动的“陵墓经济”,目的在于GDP和政绩,并非毫无依据。
长期以来,河南省文物局官员,都在为“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篮子里却没有东西”而感到焦虑,认为河南需要一座帝王墓,因而一直在四处出击,八方寻找,冒险发掘。
年初,河南官方虽然否认了有学者所称的“曹操高陵”将给安阳带来4亿元效益的说法,但安阳市市长张笑东宣布,安阳会将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于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
就在1号墓挖掘同日,安阳市市长助理陈中武对媒体说,安阳市已协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对曹操高陵的保护开发进行了规划,目前已启动征地和道路平整工作。同时,河南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向媒体透露:“曹操墓有望使所在地西高穴村逐步形成‘一主、两辅、三补充’的经济产业格局。”“这将给西高穴村带来滚滚财源,至少让该村发展经济实现小康的历程缩短十年以上。”
换言之,在曹操墓真伪未定的情况下,在曹操高陵规划建设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在曹操墓本体上规划建设遗址博物馆,已经几成事实。经济效益的蓝图不但成竹在胸,而且大有手到擒来之势。
无人质疑的暧昧
相较于许多地方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生造假古董,安阳西高穴东汉墓,意图借曹操之名获利,并不出奇。但学术如此紧密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置科学精神、学术规范和学术良心于不顾,毅然决然地登上地方GDP战车,行为犹如“盗墓”,却似不多见。
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徐苹方认为,西高穴东汉墓是否曹操高陵,与质疑者是否内行无关,关键是证据不足。他强调:“考古不能与别的什么挂钩,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学术,而不是被别的东西牵着走,这很可悲!这其实是学术界的浮躁在考古界的反映。”
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也感慨道:“当年老一辈考古学者的治学态度,已非今日可比!”他认为,“疑是”和“确认”之间这层窗户纸,没有铁证,就不能捅破,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他对此前考古界无人站出来质疑感到“奇怪”。
目前,西高穴东汉墓是否“曹操高陵”,尚未可贸然定论。但不论最后结果如何,某些学术中人在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利益诱惑之下,不顾学术规范,迎奉屈就,甘当马前卒,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个人学术不端行为事小,机构合谋的学术腐败事大,而一门学科的整体溃烂更是不堪设想。
在急功近利的权力和经济利益面前,学术如何预防和化解沦为婢女的危机,值得学界、公众乃至全社会深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