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发现曹操的陵墓一事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我在河南生活了半个世纪,又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和建安文学教学及研究工作,听到曹操墓被发现的消息自然喜出望外。不过,感情倾向毕竟与学术研究的理性是两码事。有时,出土的文物必须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才能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说。后来又有学者在王氏的基础上补充成“三重证据”说,也就是还要结合社会风俗和民间传说等方面内容去进行研究。我想这大概是人文学科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吧。

    这次发掘,考古专家们尽心尽力做了大量工作,我深表敬佩。至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观察,我个人觉得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这次出土了三个遗骸的头颅,据考古专家的测定,其中一个是男性约60岁,还有两个都是女性,一为四十岁左右,一为二十岁左右,并进而认定男性者与曹操终年的年岁恰相符合。不过我们查阅材料,问题就出来了:曹操的妻子——卞太后是在曹操亡殁十年之后去世的,当时她七十岁光景,死后又“合葬高陵”,也就是说她与曹操是埋葬于同一个墓穴里的。这就表明墓穴中的两个女头骨都不可能是卞太后的。那么卞太后尸身何在?这是一大疑问。或许有人会说,这两个女性头骨是陪葬的姬妾或是其他什么人的,但是活人殉葬于两汉时期基本已经绝迹。曹操虽兼用名法两家,但在其立身处世上却是恪守儒家传统的。建安时期王粲、阮禹和曹植各写有《三良诗》,对活人殉葬持否定态度,反映了时代的共识。推断之下,曹操和曹丕也未必会坚持殉葬。

    其次,这次在墓穴里还挖掘出了珠玉一类的饰物和器皿。曹操在临死前的《终令》中明明说在他的墓葬里“无藏金玉珠宝”。可能有人会说,这些东西是他生前的日常生活用品,他的后人把它葬入墓中也是可能的。但是《宋书·礼志》记载也引用此令,说“‘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说明曹丕完全遵奉乃父遗命办事,没有在墓中增添此种遗物。我们再看他的儿子曹植在其父死后不久写的《武帝诔》,说“既即梓宫(棺椁),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棺索)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可见曹植亲眼目睹曹操从大殓至入冢的整个过程,他把曹操穿的衣服、身上不佩印玺以及陪葬的明器是不经加工雕饰的瓦壶陶罐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并未提到上述的珠玉一类的器物。再说,在今天发现的曹操墓穴里面,按理应该有盗墓贼不屑一顾的陶壶瓦罐的遗存,还应有盗墓时无法背出的东汉墓葬中常见的石质灵床等物,但我们未曾得悉有关于此的报道。

    还有,在这次的发掘中有两块石牌都有铭文,一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一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又有一件据说是从盗墓贼手上缴回的石枕,侧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这三件器物被认为是曹操墓的铁证。曹操入葬前即谥武王,这里称其为魏武王没有错,从铭文的字体来看,与通常所见的东汉时期字体也相符合。但是,作为魏王,陪葬品居然是两把“格虎”的大戟和大刀,仿佛他是打虎专业户一般;且将石枕称之为“慰项石”,恕我孤陋寡闻,实在闻所未闻。在我看来,打虎戟与刀以及慰项石,未必是曹操的日常用品,倒像是为了显示墓主的勇猛坚强,用以震慑侵入者的象征物。更何况“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大戟大刀自然也不应是曹操墓中的应有之物。

    既然存有上述疑点,就应该允许作出别样的假设,因此得把问题扯得远一点。

    曹操看到有汉一代的多数帝王之陵都曾经被盗掘,这种情况肯定会引起他高度重视,所以他和他的儿子曹丕主张薄葬,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来防范自己的陵墓被盗掘,这一层意思在曹丕称帝后于黄初三年所下的终制,即《营寿陵诏》中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力戒墓中埋藏金玉铜铁,要墓地不封不树,且尽量选在贫瘠隐蔽不易被发现之处。

    曹操在去世前两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他发布了一条《遗令》,这实际上是营造寿陵的命令,内容有两方面:一是确定陵址,在西门豹祠西土地贫瘠的高岗上,“不封不树”;二是曹操命令要遵循古代的葬制,扩大寿陵的范围,为诸侯文武大臣有功者预建陪陵,即陪葬墓。这就意味着曹操在营造寿陵的同时又在其附近建起了众多的陪葬墓。据有关记载,后世多有好事者挖掘过西陵一带的墓域,但在多具墓葬中发掘出来的除了瓦罐一类外,空无一物。这样看来,他们所挖的似乎就是曹操的陪葬墓了。由此可以推测,这些陪陵的实际用意是想借数量庞大的陪冢来迷惑盗墓贼的眼目,使他们不易找到真陵。这正如同“不封不树”、“无藏金玉珠宝”一样,也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说到这里,使我联想起所谓的“七十二疑冢”。现在多有人认为“七十二疑冢”根本不存在。《三国演义》确实描写过此事,但说它是无稽之谈恐怕有欠慎重。王安石诗中已提及七十二疑冢,因是文学作品,可不征引。且看学术性著作《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这种正规的由朝廷组织撰写的地志都对此有明确记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河南彰德府临漳县”下说:“磁州南二十里有讲武城,曹操所筑也。又操有疑冢有七十二处,在漳水上,自讲武城外,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他对此并未加任何疑似性的按断。这说明,在前代地理学家眼里这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元人国史院编修官纳新,他曾游历和考察了黄河流域一带,结合地志图经实地勘察和民间传说写成了《河朔访古志》,里面提到他亲历曹操西陵和七十二疑冢,指出西陵(曹操墓)在邺镇西三十里,疑冢在滏阳县(今河北磁县)南二十里的讲武城边,西距西陵十余里。他还描述自己骑马“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冢中不知所向”,可见这个冢墓群范围之大,这也说明在元代以前疑冢是确实存在的。从纳新所标示的地望来看,七十二疑冢正是在安阳丰乐乡一带。

    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片地域混杂有不少北朝人的墓葬,不过现今发掘出土的既然有魏武王字样的铭牌,估计未必是北朝人墓,倒像是曹操的疑冢之一,而里面几具尸骨和一些陪葬物可能是在曹操死后临时埋进去的,意在迷惑盗墓贼。果若如此,那么此墓中出土的文物同传世文献的记载何以不相符合,就可以得到印证了。

    我不懂考古,只是从存世的文献典籍出发提出一些疑问,不敢下任何结论。我想考古学家抱着兼听则明的态度会予以包容谅解的。我真心希望这次发现的墓是真的,所以才把想要说的话说出来。

    另外,根据《宋书·礼志》记载,曹丕即帝位后,立即追赠其父为魏武帝,并且刻了一方金玺,也是为了防墓穴被盗,他没有将这个金玺直接放进曹操的墓穴之中,而是用石盒包装将其深埋在墓道之端,因此我建议相关的考古专家不妨在墓道两端再进行挖掘。这一金玺一旦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或可成为曹操真墓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