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 钱学森 钱三强

新华社发

    7月30日6时20分，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三钱”中的最后一位——钱伟长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惊悉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万分悲恸！”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在博客中写道，“我原本以为，钱先生能活过百岁……准备跟他的朋友和学生一起，共庆他的百岁华诞，如今，这一切成了泡影！”

    在我国影响巨大的“三钱”中的其他两位——钱三强，1992年因病去世，终年79岁；2009年10月31日,我国科技工作者群体的旗帜钱学森，也在年近98岁时驾鹤西去。

    “三钱”这一称谓来源于周恩来总理。1954年到1956年，钱三强、钱学森和钱伟长参与制定国家自然科学12年规划工作，该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说：“在规划接近完成时，周总理公开赞誉我和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

    从此，“三钱”的名号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据说，在广东农村春节的一次灯谜晚会上，主持者用几个数字作为谜面，谜底是“钱三强”和“三钱”，竟然被一位识字的农民猜中。

    “三钱”是科学界的璀璨星斗，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钱三强在法国时就因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钱学森自不待言。著名力学家，86岁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哲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47年，钱学森来清华讲课。有一天，郑哲敏去钱伟长家，一看钱学森在，就跑回来了，说“人家家里有大人物在，我觉得不好意思”。

    郑哲敏院士后来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生，而此前，他曾在清华大学担任钱伟长的助教，钱伟长是他“搞力学的启蒙老师”。

    郑哲敏院士说：“钱伟长有一个很普遍的理论，分层次描述壳体变形的阶段，这个领域的人都知道，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国际上，以钱伟长名字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等。

    作为我国科学界的巨擘，科研成就只是“三钱”留下的众多遗产中的一部分。如戴世强教授在博客中就说，钱伟长老校长“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传奇般的人生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

    的确，除了学术成就，赤诚的家国情怀更是他们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

    “三钱”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是五代吴越王钱镠的后裔。自钱王开始，钱家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到了现当代，更是人才辈出。钱三强的父亲是著名学者钱玄同，而国学大师钱穆则是钱伟长的四叔。钱伟长的老家在江苏无锡七房桥，这个地方的钱门就出了6位院士。

    国际公认的力学、应用数学权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林家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钱家在江浙一带是学术世家，所以他们对学术的看法也是一个高级的看法，不是一个抠着小题目做的态度，家学传承上有优势。

    家学传承中，精髓是家国情怀。钱伟长考清华时，语文、历史都是满分，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总共才得了25分。然而，考上清华后，为了报国，文史根底很强的钱伟长却要转学物理。

    他在《八十自述》中写到，进清华后，第三天就看见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学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林家翘证实了这样一件事。从清华毕业后，钱伟长、林家翘等人一起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上船后，他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章，在横滨停船3天期间，他们可以上岸游览参观。但他们一致决定，不能接受敌国的签章，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

    这种家国情怀，在他们完全能够立足于西方学术界并享有优厚待遇，却毅然选择回国效力时体现得最充分。

    钱学森的回国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美国海军部次长那句“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成了对钱学森历史地位既“戏剧”又经典的评论。

    钱三强更具浪漫色彩。1945年春，32岁的钱三强向何泽慧发出了平生第一封示爱信，据说只有25个外文单词：“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结果很快收到回信，也是25个单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之后一同回国。”据说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的德国不准信件封口，限25个单词。

    “三钱”回国后，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或多或少都遭遇了惊涛骇浪的冲击。钱伟长，更是在那个时代成了著名的大右派。

    郑哲敏院士说，钱伟长在那个年代虽然和一些人意见不合，仍然“公开讲他的想法，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钱伟长主张清华应该理工结合，和当时的院系调整政策反着来，有些人不能接受，还批评他对科学问题的意见是“反党科学纲领”，钱伟长也因此被打成右派。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他老被批，每周一次，他顶得也很厉害，我们都想劝劝他别顶牛了，他不听”。

    1982年，钱伟长成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马上提出要拆掉学校的4堵墙，其中一堵是校内各学科之间的墙。钱伟长依然认为，要办好工科，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而这一点，在今天已成为共识。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发出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更像是对一个时代的拷问。

    钱伟长过世后，有评论说，“三钱”已成为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着大师们的足迹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