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完全排斥公权力量对文化发展负有监管责任，但具体到低俗现象时，碍于道德的抽象与不可捉摸性，公权理当保持足够的忍耐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低俗有理，可以任其放纵，而是应透过多种社会舆论平台，最大限度争取公众共识，抑制削弱低俗文化的市场。

这样说，倒不是因为《新闻周刊》对小沈阳不大感冒，我们就应群起而攻之，而是我们理应就此反思，社会公共道德评价体系对低俗到底是否具备充分的话语表达能力，是否能够聚积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低俗现象形成足够的免疫能力，而不是寄望于行政判官，用权力告诉我们什么是低俗，什么不低俗。 (原题：“最低俗的中国人”为何拥趸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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