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那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来恢复汇率的弹性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段风险比较小,还是认为外部压力变得更大呢?
易纲:中国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基于国内的考虑,自主做出了决定。我刚才说了,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汇率稳定了一段时间。实际上,现在危机也还不可以说完全过去了,比如,今年又发生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总体来讲,形势比危机高潮时好多了。一方面,危机在消退,另一方面,去年增长率又调高了,从8.7%调到9.1%了。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预测大多也认为,2010年是复苏之年。综合国内和国际的情况,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现在恢复这个弹性,条件是成熟的。
胡舒立:但是,怎么评价汇率改革在外部失衡中的作用呢?
易纲:国外的学者是从他们的框架来分析的,认为汇率对再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历史表明,汇率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决定性变量。回顾日本和德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日元和德国马克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并没有导致日本和德国的顺差马上消失。这一点对中国的情况也适用。但是这个问题最难的一个回答,是反过来问,假如汇率升值也还无法调整中国的顺差,那么,升值不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吗?你想,如果我升值了,我买你什么都便宜了,结果我自己的顺差还没调下去,那不是你升值就只占便宜不吃亏了吗?这个问题更难回答。
怎样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胡舒立:中国能否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易纲: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常说,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所谓国际货币体系,谁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呢?显然是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那么,它为什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呢?是因为美元等市场是开放的,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市场。那么,在这些市场上,不论股票,还是债券,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当然是美欧等国当局。我们为什么不能当游戏规则制定者?如果中国的市场开放,只要人家进了中国的市场,那中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当然是游戏规则制定者,这是毫无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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