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抗战将士遗骨揭秘：师长买30亩地作公墓

　　施工人员挖出的遗骨。

　　记者踏访现场揭开宜昌3000将士遗骨之谜

　　陡峭山崖下的一处荒坡，63岁的宜昌村民李先爱掀开一个装米的黄色尼龙袋，10多根长短不一的白骨在1米多高的荒草丛中暴露出来。

　　“就捡这么多，以前挖起来的都被拖走了”，眼前的这堆遗骸是李先爱在方圆几百米的地方找到的，他小心地将其堆放在一起。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金鱼坪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即312省道37公里处，因今年4月高速公路开建，遗骸不时被人挖起。

　　经媒体挖掘和曝光，六七十年前的那场中日两军惨烈的对峙和战争，也随着这些尸骨浮出历史。

　　宜昌沦陷日军西进四川，中日两军在黄花乡一带对峙

　　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北方向进犯。

　　黄花乡两河口以东地区一些地方，均被日本占领，并修筑了大量半永久性工事，明碉暗堡密布，铁丝网拉满山头，企图步步推进，西犯四川。

　　这里是进入陪都重庆的重要关口，战略意义显著。

　　国军第75军预备第四师，下辖三个团。1941年春担负该地的防守，这一年敌我双方拉锯战极为频繁。

　　据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政协做统战工作的魏启俊介绍，这段历史在《宜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第11辑中有详细记载。

　　书中预四师已故战士易行锡口述说，有一次，他帮通讯兵抬电线杆时，与师长傅正模同行，看到师长一路心情沉重，不时用手帕擦眼泪。

　　年纪较长的人告诉他，“前线战士激烈，将士伤亡太多，傅师长很痛心。”

　　深夜血战

　　1941年冬天，预四师奉令全师开赴晓溪塔地区，准备与日军作战。那日当晚该师三个团冒着凌厉的寒风连夜出发。

　　某日凌晨一时许，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了夜袭沙坝店子日军据点的命令。约二点时分，主攻团进入预定区域，在离敌军阵地约300米的山地中潜伏下来，工兵排余排长带领1人在前面排除障碍，他们摸到敌前沿阵地，用虎口钳子剪断敌人第一道铁丝网，又顺利地剪开了敌人第二道铁丝网，把敌人的阵地撕开了一个口，10团向前跃进了100多米。

　　当我工兵剪第兰道铁丝网时，触动了敌人的警报，一时敌军军犬狂叫，照明弹立即升空，我部1000余人顿时暴露干日军视线与火力网之下。此时此刻，似乎除了主动进攻已别无良策，团长立即下令强攻冲锋。敌阵中六挺机枪一齐向我军并火，我军一无掩体，二无战壕，一排排地被敌火力扫倒。冲一次倒一批，二营营长当即阵亡。

　　第二次冲锋时全团已伤亡过半。三营高营长冒着弹雨，带领50多人从侧面迁回，接近敌阵，连炸敌碉堡两个，接着与300多名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我50多名官兵全部与敌同归于尽。10团在此次血战中，仅剩下1人。

　　3000将士埋葬在金鱼坪的山坡

　　75军的野战医院那时设在南边村的养老坪，也就是现在的金鱼坪。

　　这里与易行锡的老家只隔着一条河。关于野战医院的一些情况，十六七岁的他是亲眼所见。

　　入伍前，他每天都看到成批的伤亡战士从前线运回，轻伤员住轻伤室，重伤员住重伤室，死了的立即掩埋。

　　由于日军封锁了我军的运输线，医药奇缺，全靠人工从三斗坪下面的地方运送，数量有限，而且不能及时送到。因此，一般到了重伤室的战士，百分之百的无救了。

　　有一次，担架排三天没回后方，医院就死了60多个伤员。起初的对死去的还能用白布裹一下，一人一个土坑掩埋，坑里垫一点稻草。后来战争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医院就顾不过来了，干脆几个人一个坑或几十个人一个坑。

　　在预备第四师驻南边村的4年多时间里，养老坪野战医院后面的山坡上，一共掩埋了3000多位抗日战士的忠骨。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在几块大石碑上。易行锡记得其中一个石碑上刻有800多名士兵的姓名。特派记者瞿凌云罗京

　　残碑铭刻“不成功，便成仁”

　　本报宜昌讯(特派记者罗京瞿凌云)昨日南边村村民易生钱说，当时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野战医院就设在他奶奶家。父亲易顺沧是当时村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和预备第四师的官兵交往较多，对该师情况较了解。“小时候，爸爸总是给我讲这段历史。”易生钱回忆说，父亲介绍过，有一位名叫郭德章的督战官，是浙江奉化人，当时受国民党第6战区委派，在南边村督战，后来病死安葬在京鱼坪。郭德章也是长眠于此的唯一一位将官。易生钱说，他爸爸也讲过，有2个中校也埋葬在京鱼坪，其中一个叫卿国权。

　　73岁的村民秦德标出生于南边村，回忆起小时候5、6岁时的经历，老人记忆犹新。“1942年，时任国民党75军预备第四师师长傅正模在南边村买下30亩地用作阵亡将士公墓，并在旁边建了一所野战医院。”秦德标说，“将士在战斗中受伤后都被送到这里治疗，由于医疗条件简陋，不少人都不治身亡并葬于公墓，埋在这里的除了阵亡将士，还有许多死亡的当地支援前线、运送生活物资和武器弹药的民夫。”

　　在山坡上有一块残碑，是傅正模师长为阵亡战友所立，上面所刻的“不成功，便成仁”几个字依稀可见。

　　昔日陵园已成山田 村民记忆拼出大致轮廓

　　本报讯(特派记者记者罗京瞿凌云)南边村金鱼坪，依山傍水，视野开阔，在当地人眼里，是一片难得的风水旺地。这块土地下埋葬着75军阵亡烈士的遗骨，然而多年前先是被村民所建房舍侵占，后又开荒被垦为农田，现在则因宜巴高速公路的建设才重新被发现而引起人们的重视。

　　昔日庄严的墓地，如今上面掩盖着一堆堆土方。昨日，在金鱼坪，几位村民用记忆为记者勾勒出它的大致轮廓。

　　青石台阶沿山而铺 碑亭林立甚为壮观

　　村民张治勤的承包田处于陵园正中央。他指着一块约莫两米长的台阶石告诉记者，“这是原址地惟一存在的实物了。”

　　张告诉记者，整个墓地葬占地12亩，原来的台阶一直从山脚下的黄柏河铺到悬崖处。

　　承包田上方，用岩石垒出的石基依稀可见，张说，“这个上面原来有三个亭子，一个大亭子，两个小亭子，每个亭子里面有三块碑，最大的碑高5米，宽2米，最小的也有2米来高。”

　　“大碑上落款人是陈诚，应该是他提的字。”他说，“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土，土都是当年请人挑上来的，你看，现在挖出来的断面，都是一层层的。”

　　营团级以上军官采用棺木 一般士兵就地掩埋

　　自从解放后将陵园开荒以来，南边村的村民经常在金鱼坪挖出人骨头。一位村民说，“经常翻地的时候，翻到人的头骨，大腿的骨头，肋骨，很平常的，偶尔也能翻到棺木。”

　　易钱生曾听母亲讲述过下葬经过，他说，“当时死的人很多，没有条件都用棺木安葬，一般营长以上才用棺木，战士都在挖好的坑道就地掩埋，最多的垒四层，南边山上有个窑洞，里面一共安葬了70个战士。”

　　因为埋得较浅，昨日，记者在张治勤的承包田下方，捡到一块15公分左右的小腿骨。

　　易告诉记者，“虽然宜巴高速公路施工挖出了一些遗骨，但是再挖，应该还能挖出千把个来。”

　　祠堂已经变成居民楼 很多墓碑成了门槛石

　　40岁的施一英房子所在地，就是陵园昔日祭奠烈士的祠堂所在地。她说，“当年建房子的时候，从田里搬来4块碑，3块做了门槛石，还有1块放在猪圈里。”

　　易生钱告诉记者，“陈诚题的那块碑，有一段就在施家，上面好像是个‘忠’字。”

　　施家碑石上还有什么？施一英说，“猪圈里的那块已经被腐蚀掉了，门槛石上的字要拆下来看，才知道写的是什么。”

　　祠堂里的大碑，曾经矗立在南边村小学校园内。后来，因为部分老师认为不吉利，校方请人用炸药将其炸毁。

　　所埋将士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南

　　本报宜昌讯(记者罗京瞿凌云)易生钱，54岁，他的父亲易顺沧，曾入读湖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解放前南边村少有的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因为这层关系，他对这段历史颇为了解。他告诉记者，“这些烈士，很多都是湖南的。”

　　“我记得有一块碑文，上面写着‘追赠陆军工兵中校卿国权之墓，民国32年夏立’，”卿国权当时所在的部队是75军预备第4师。易说当时仔细看了一下后面的文字，他的籍贯是“湖南兴化青梅乡。”

　　他说，“听父亲讲，这些当兵的很多是湖南的，可以叫做湘军吧。”

　　“80年代，有很多湖南人来这边寻找自己亲属的墓地，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没有给他们帮上忙。”

　　易生钱说，“在我的印象里，埋葬在这里军衔最高的是郭德章，是个将官，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老乡。”

　　“他是第六战区司令部委派到南边村的督战官，不是战死的，是病死的。”

　　为什么伤员死亡这么多？易生钱说，“这里虽然是野战医院，但交通不便，缺医少药，送来的人常常只能等死。”

　　三大战役喋血宜昌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宜昌的战略地位又一次凸显。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致使宜昌成为西迁人员和物质的转运基地，宜昌成为中国军队的后勤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门户。

　　决战宜昌之枣宜会战：中国军人爱国精神震撼敌猷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

　　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5月15日，日军10000多人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率领的部队实行夹击。激战到16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不久，张自忠为国壮烈捐躯。21日，日军再陷枣阳，并北进至邓县、老河口、樊城一带。

　　23日，日军第11军决心实施宜昌作战，并于25日下达渡河命令。6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5战区部队反攻襄阳，并将战区部队分为左、右兵团，由李宗仁、陈诚分任兵团长。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当阳与襄河附近地区，中国军队则集结在信阳、钟祥、随县、荆门、宜昌、江陵以北之线。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

　　决战宜昌之反攻宜昌战役：积极进攻斗志高昂

　　1941年9月下旬，日军向湖南省北部进攻，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第6战区奉令围攻宜昌，策应第9战区作战。此时，日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省北部，宜昌仅有第13师团据守，第39师团在其周围。中国第6战区决定先攻第39师团，分割日军两师团，然后攻打宜昌。10月3日夜，各部发起攻击，给日军以重大打击。宜昌日军在中国军队四面围攻的态势下，拼死抵抗。至9日，中国军队仍未能攻入城内。当日，第6战区奉令作攻克宜昌之最后努力，以第9、新编第33、第76师猛攻宜昌，激战至10日黎明，攻克胡家大坡、大娘子冈、慈云寺等据点，并以猛烈炮火轰击城内日军。当日，第9师组织突击队，突入城内。激战中，日军施放毒气，并以飞机轰炸，突击队被迫撤出。11日，中国军队准备再度进攻，天降大雨，部队行动不便，未能实行。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已逼近。第6战区遂停止攻势，撤离战场，战斗即告结束。

　　此次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部分。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11军攻占长沙仅2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从军事说，中国军队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

　　决战宜昌之石牌战役：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日军占领宜昌后，为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重庆，于1943年5月组织10万兵力、上百架飞机，发动了鄂西会战。这次会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发生在湖北境内的四大会战之一，是继枣宜会战之后中日军队在鄂西地区的又一大战，也是抗战期间全国四十几个著名战役之一。蒋介石称这次会战之关键的“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此次会战，东起湘北华容，西止西陵峡口石牌，历时一个多月，毙伤日军官兵25718人、军马1384匹，毁灭日机15架、汽车75辆、船舶122只、仓库5所。其他俘虏人马、械弹、器材、公文无算，终以我三军将士的顽强抵抗、日军的惨重失败而告结束。尤其是日军第十三师团这支在南京大屠杀中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所谓甲种精锐部队，经过鄂西会战元气大伤，不再具备机动作战能力，而被日本大本营取消其原调往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军的命令。至此，日军再无能力对鄂西及大西南发动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

　　抗战史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宜昌抗战成功阻止了日军入川

　　历经四年三大战役的宜昌抗战究竟对整个中国的抗战进程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网上有学者将之比喻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改变中国亡国命运的关键之战”。

　　昨晚，武汉抗战史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先生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主要发生在鄂西，包括湘西在内的这三场战事，之所以能彪炳史册，最突出的作用是它阻止了日军企图入川的脚步，彻底击碎了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梦想，使鄂西成为捍卫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坚实屏障。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日军自此再也没能力突破分别由李宗仁和陈诚指挥的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的防线。” (记者 蒋太旭)

　　参与北伐率部起义定居武汉

　　傅正模鲜为人知传奇人生

　　傅正模将军不仅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抗日名将，同时也是一位起义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傅应秋、傅克刚兄弟俩还向记者讲述父亲生前的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攻打武昌“死过一次”

　　1926年，傅正模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六团二营少校副营长。北伐攻打武昌城时，战斗十分惨烈，久攻未成。在围城30天后，北伐军再次发起总攻，傅正模组织奋勇队(即敢死队)强攻城关，在即将破城之时，被敌击中，堕入城下。

　　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人们才从死人堆中将尚有呼吸的傅正模寻救出来。正是这次“死过一次”，傅正模也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解放后，傅正模夫妇携子女定居武汉，直至1968年病逝武汉。

　　弃暗投明勇举义旗

　　解放战争爆发后，傅正模目睹国民党的黑暗，逐渐产生弃暗投明的想法。

　　“父亲想方设法避免参与内战，而不上前线，并在任上海师管区司令之职时，采纳身边中共地下党员的建议，多次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就曾住在我家，从事民主活动。”傅克刚说，1948年，父亲还拒绝了台湾警备司令的委任，毅然在调任湘鄂赣绥靖总司令一职时，拒不到职，把武器装备运往湖南，后在改任第一兵团中将副司令时，与昔日黄埔校友陈明仁将军一同率部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暗示长子不去台湾

　　“父亲起义前，也曾暗示要我留下，不要去台湾。”傅应秋回忆，1949年，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任特务连连长。“父亲虽然没有明说，但暗示我别去台湾，所以，当我把连队带到撤往吴淞口的卡车上时，自己一个偷偷溜了回来。”

　　傅正模率部起义后，傅应秋遵父命到香港去接母亲和弟妹，最终全家人来到武汉。

　　陈赓与之笑谈“革命不分先后”

　　新中国成立后，傅正模先后任中南军区高级参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傅克刚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54年，傅正模出席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时，陈赓大将得知，亲往北京饭店与傅正模会晤，见面后傅正模既感动又惭愧，说到：“庶康兄(陈赓之别名)，我愧对孙总理，也愧对同学你呀！”

　　陈赓随即笑道：“不必，不必，革命不分先后嘛！你仍是我的朋友、同学。”

　　“父亲留下一枚珍贵抗战印章”

　　“‘文革’期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当年与抗战相关的老照片及勋章毁的毁，抄的抄，惟有父亲这枚抗战时期的印章得以幸存。”昨日，傅应秋老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这枚珍贵印章的来历。

　　几年前，傅正模当年的一位部下与武汉的傅应秋取得联系，告之他手中珍藏有一枚傅正模将军的私章。这位部下自称是当年参加宜昌战事的预备第四师的一位负责财务的军官，因工作之需，保留了这枚刻有“傅正模之印”的印章，并“物归原主”将之赠送给了将军的后代傅应秋。

　　“其实，这枚印章并不是父亲留世的惟一遗物。”傅克刚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他在一家收藏网上，发现了父亲在抗战胜利后，赠送给战友的一个铜墨盒，“墨盒的上盖表面有父亲手书的‘保持过去之光荣历史’几个漂亮的魏碑体大字，落款为父亲的名字。”傅先生表示，此物非常珍贵，他准备与收藏者取得联系，将之买下来。

　　傅应秋老人还向记者展示了一枚纪念章，“那是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为表彰父亲抗战功勋，由国家颁发给父亲，由我代领的。”老人说，父亲留下的那枚印章和这枚纪念章将作为传家之宝传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铭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