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佩玲(左)与何秀英(右)解放后的合影。

86岁的何佩玲，在家中翻看照片回忆往事。

    日军侵华时间的1938年，香港各界爱国同胞声援抗日救国的浪潮日渐高涨，大家纷纷捐献财物支援抗战。这股风潮也吹进了香港的各大高校。正在西南女子中学就读的何佩玲、何秀英这两位生活在香港的富家小姐，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香港的琼侨回乡服务团。她们放弃了舒适宁静的生活环境、温暖的家庭和继续深造的机会，一前一后偷渡回海南，投入到危险的抗日战场中。

    时光冉冉，昔日靓丽的黑发已被岁月染成苍苍白发。回想起70年前那段充满激情和艰苦的岁月，两位老人依然无悔。

    在采访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抗战事迹时，海南日报记者从老干部钱汉堂口中得知，服务团两位祖籍文昌的女团员何佩玲与何秀英竟是姑侄关系，而且当年风华正茂、温婉秀丽的这对何家小姐竟是舍弃了香港优越的生活，响应抗日救国的浪潮一同回返故乡。

    年过八旬的何佩玲，坐在海口新华南路的家中，思绪飞到了归返琼崖前后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富家小姐立志抗日救亡

    何佩玲，出生在泰国，长在新加坡，家境小康，年稍长时被家人送到香港读书，寄住在何秀英家。

    何秀英，出生在文昌，幼年时随家人侨居新加坡，1932年又随家人转居香港。何家是个富庶的商人家庭，何秀英是独生女。

    尽管两人仅相差4岁，但从辈份上算，何秀英得管何佩玲叫姑妈。但对于年轻一辈来说，辈份不重要。同在九龙西南女子中学校读书，何佩玲与何秀英要好得像一对亲姐妹。

    何佩玲说，“那是一间非常进步的学校，学校里由思想进步的学生组成的社团经常举办活动，评论时局，讲解《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内容及意义。我经常跟着秀英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在这些进步朋友的启发下，她们开始学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思考中国社会的现实。

    1938年，为避战祸很多内地难民相继逃亡到港。此时香港各界爱国同胞声援抗日救国的浪潮也日渐高涨，大家纷纷捐献财物救济难民。这股风潮也吹进了学校。西南女中曾多次组织与发动学生筹款救国。“从那时起我开始走上社会参加救国活动。我经常参加学生赈济集会，还接受邀请为难童班上文化课。”何秀英在《回忆琼侨回乡服务团的战斗生活》一文中叙述了自己在香港参加的抗日救亡活动。

    这一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发出了“发动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战时救护工作”的号召。以海生俱乐部(海员进步组织之一)为活动中心的琼籍同胞响应号召，成立了琼崖旅港青年抗日救护队，准备返琼参加抗战。这个救护队隶属于琼崖旅港商会和琼崖旅港同乡会，组织的负责人聘请了专业医生和护士对报名者进行战地救护常识培训。

    “我想参加救护队，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范世儒先生是父亲的好友，我便去直接找他，结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还说会做我父亲的工作。”何秀英说。于是，19岁的何秀英便拉着15岁的何佩玲一起参加了培训。她们每课必到，学得非常认真，最后考实际操作时两人都拿了优秀。

    “那时我俩还努力学骑单车，想着将来参加战地救护时会有需要。”何佩玲含笑回忆着香港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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