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佩玲(左)与何秀英(右)解放后的合影。

86岁的何佩玲，在家中翻看照片回忆往事。

    日军侵华时间的1938年，香港各界爱国同胞声援抗日救国的浪潮日渐高涨，大家纷纷捐献财物支援抗战。这股风潮也吹进了香港的各大高校。正在西南女子中学就读的何佩玲、何秀英这两位生活在香港的富家小姐，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香港的琼侨回乡服务团。她们放弃了舒适宁静的生活环境、温暖的家庭和继续深造的机会，一前一后偷渡回海南，投入到危险的抗日战场中。

    时光冉冉，昔日靓丽的黑发已被岁月染成苍苍白发。回想起70年前那段充满激情和艰苦的岁月，两位老人依然无悔。

    在采访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抗战事迹时，海南日报记者从老干部钱汉堂口中得知，服务团两位祖籍文昌的女团员何佩玲与何秀英竟是姑侄关系，而且当年风华正茂、温婉秀丽的这对何家小姐竟是舍弃了香港优越的生活，响应抗日救国的浪潮一同回返故乡。

    年过八旬的何佩玲，坐在海口新华南路的家中，思绪飞到了归返琼崖前后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富家小姐立志抗日救亡

    何佩玲，出生在泰国，长在新加坡，家境小康，年稍长时被家人送到香港读书，寄住在何秀英家。

    何秀英，出生在文昌，幼年时随家人侨居新加坡，1932年又随家人转居香港。何家是个富庶的商人家庭，何秀英是独生女。

    尽管两人仅相差4岁，但从辈份上算，何秀英得管何佩玲叫姑妈。但对于年轻一辈来说，辈份不重要。同在九龙西南女子中学校读书，何佩玲与何秀英要好得像一对亲姐妹。

    何佩玲说，“那是一间非常进步的学校，学校里由思想进步的学生组成的社团经常举办活动，评论时局，讲解《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内容及意义。我经常跟着秀英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在这些进步朋友的启发下，她们开始学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思考中国社会的现实。

    1938年，为避战祸很多内地难民相继逃亡到港。此时香港各界爱国同胞声援抗日救国的浪潮也日渐高涨，大家纷纷捐献财物救济难民。这股风潮也吹进了学校。西南女中曾多次组织与发动学生筹款救国。“从那时起我开始走上社会参加救国活动。我经常参加学生赈济集会，还接受邀请为难童班上文化课。”何秀英在《回忆琼侨回乡服务团的战斗生活》一文中叙述了自己在香港参加的抗日救亡活动。

    这一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发出了“发动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战时救护工作”的号召。以海生俱乐部(海员进步组织之一)为活动中心的琼籍同胞响应号召，成立了琼崖旅港青年抗日救护队，准备返琼参加抗战。这个救护队隶属于琼崖旅港商会和琼崖旅港同乡会，组织的负责人聘请了专业医生和护士对报名者进行战地救护常识培训。

    “我想参加救护队，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范世儒先生是父亲的好友，我便去直接找他，结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还说会做我父亲的工作。”何秀英说。于是，19岁的何秀英便拉着15岁的何佩玲一起参加了培训。她们每课必到，学得非常认真，最后考实际操作时两人都拿了优秀。

    “那时我俩还努力学骑单车，想着将来参加战地救护时会有需要。”何佩玲含笑回忆着香港往事。

华侨青年何秀英与陈青山结为伉俪。

30岁时的何佩玲。

不告而别奔赴琼崖抗日战场

    后来，从祖国内地和新加坡、暹罗、越南等地来港的一些有志青年也要求参加抗日团体回乡救国。根据这种情况，救护队决定改为“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也就是香港团。何秀英与何佩玲顺理成章地成为服务团的团员。

    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原定于2月返琼的香港团只有更改偷渡日期。此时何秀英被列入香港团第一批返琼团员的名单。3月初，何秀英在九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批返乡团员的名单里没有我。我报名人家不批，说我年龄太小了。秀英也不支持我，说我是‘包子无心’，还不够成熟。”提起这件事，何佩玲老人仍有点“愤愤不平”。“我不甘心，继续报名，后来第二批返乡团终于肯收我了。”

    4月13日，即将离港的前一晚，何秀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家里，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她对妈妈说，“妈，帮我拔下脸(即绞面)。”想着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何秀英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何佩玲说，“当时我和秀英的妈妈看到她流泪，还以为是拔脸疼的呢。”第二天一早，何秀英拿上30港币，像往常一样和母亲道别说，去学校了。不同的是，这次她没有与何佩玲一起上学。何妈妈一点也没察觉到女儿的不对劲，仍像往常一样操劳家务。直到晚上放学后久久不见何秀英归家，何家人才知道她不见了。走出家门后，何秀英直奔码头，从此就踏上了血雨腥风的抗日战场。再次和家人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

    与何秀英一样，何佩玲也是瞒着家人报名返琼参加抗战的，香港的何家人对何佩玲参加服务团返乡救国的行为也一无所知。直到登船之前，何佩玲才把事先写给家人的信寄了出去。

    当时日军封锁海面，偷渡琼州海峡的行为极为危险，一旦被发现必定命丧大海。花季年龄的女孩，就这样冒着危险，历尽艰辛回到琼崖。16岁的何佩玲第一次踏上了故土海南岛。

    同年，香港、泰国、越南、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的琼侨热血青年，像何佩玲一样偷渡回琼，总人数达252人，途中牺牲7人。他们活跃在琼岛各地，成为一支宣传抗日、战地救护、救济难民、输送抗日物资，是参与抗日民主政府建设的重要力量。

歌剧队里的何家姐妹花

    偷渡成功后，两位何姑娘与其他团员一起，立即开始投入到发动群众进行抗日的斗争中去。当时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群众群龙无首，四处逃难。服务团不知走了多少个乡镇、村庄，被分派到歌剧队的何秀英发挥特长，在集市里用方言演话剧，唱抗日歌曲，很快成了群众中的明星，歌剧队里出色的女主角。

    何佩玲最初的工作是战地救护，服务团成立歌剧队后，会吹口琴、喜欢唱歌跳舞的她就进了队，又与何秀英在一起工作了。说到这里，何老的眼睛发亮，脸上现出了笑容：“那时我们表演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唱《打回东北去》《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等抗日歌曲，老百姓很喜欢!”在服务团影响和鼓舞下，当地青年纷纷加入到抗日救国战斗中去。

    “不要以为服务团的工作没什么危险，碰到的危险可多呢。”何佩玲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她碰到的“险情”。有一天凌晨，何佩玲在一个交通员引领下，准备去一个抗日根据地搞宣传。结果在一座小桥上正面碰到一队日本兵。鬼子看到他们后提起机关枪就是一阵猛烈扫射，“当时只听到‘哒哒哒’‘嗖嗖嗖’的声音在耳边猛响，子弹在我在身边不时飞过。”比划着手脚，何佩玲对那一幕危险的场景记忆犹新，“幸亏我们跑得快钻到山林里才没事了。”

    1941年，回乡服务团被迫停止活动。和大部分团员一样，何秀英、何佩玲被安排在琼崖纵队和各地抗日政府工作，继续为琼崖抗日服务。“在抗日战争中，二百多人的服务团有数十人牺牲，我们服务团为琼崖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何佩玲欣慰地说。

    1945年，在琼崖革命中，何秀英与时任琼总四支队政委的陈青山相识相恋，结为伉俪。当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还特批了10块光洋办喜事。

    海南岛解放后，何佩玲在海南区妇联工作，曾担任过区妇联副主任及区工会副主席等职，1981年退休。何秀英在解放后也到海南区妇联工作，1965年随丈夫陈青山调去广州。（记者许春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