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青年何秀英与陈青山结为伉俪。

30岁时的何佩玲。

不告而别奔赴琼崖抗日战场

    后来，从祖国内地和新加坡、暹罗、越南等地来港的一些有志青年也要求参加抗日团体回乡救国。根据这种情况，救护队决定改为“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也就是香港团。何秀英与何佩玲顺理成章地成为服务团的团员。

    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原定于2月返琼的香港团只有更改偷渡日期。此时何秀英被列入香港团第一批返琼团员的名单。3月初，何秀英在九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批返乡团员的名单里没有我。我报名人家不批，说我年龄太小了。秀英也不支持我，说我是‘包子无心’，还不够成熟。”提起这件事，何佩玲老人仍有点“愤愤不平”。“我不甘心，继续报名，后来第二批返乡团终于肯收我了。”

    4月13日，即将离港的前一晚，何秀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家里，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她对妈妈说，“妈，帮我拔下脸(即绞面)。”想着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何秀英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何佩玲说，“当时我和秀英的妈妈看到她流泪，还以为是拔脸疼的呢。”第二天一早，何秀英拿上30港币，像往常一样和母亲道别说，去学校了。不同的是，这次她没有与何佩玲一起上学。何妈妈一点也没察觉到女儿的不对劲，仍像往常一样操劳家务。直到晚上放学后久久不见何秀英归家，何家人才知道她不见了。走出家门后，何秀英直奔码头，从此就踏上了血雨腥风的抗日战场。再次和家人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

    与何秀英一样，何佩玲也是瞒着家人报名返琼参加抗战的，香港的何家人对何佩玲参加服务团返乡救国的行为也一无所知。直到登船之前，何佩玲才把事先写给家人的信寄了出去。

    当时日军封锁海面，偷渡琼州海峡的行为极为危险，一旦被发现必定命丧大海。花季年龄的女孩，就这样冒着危险，历尽艰辛回到琼崖。16岁的何佩玲第一次踏上了故土海南岛。

    同年，香港、泰国、越南、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的琼侨热血青年，像何佩玲一样偷渡回琼，总人数达252人，途中牺牲7人。他们活跃在琼岛各地，成为一支宣传抗日、战地救护、救济难民、输送抗日物资，是参与抗日民主政府建设的重要力量。

歌剧队里的何家姐妹花

    偷渡成功后，两位何姑娘与其他团员一起，立即开始投入到发动群众进行抗日的斗争中去。当时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群众群龙无首，四处逃难。服务团不知走了多少个乡镇、村庄，被分派到歌剧队的何秀英发挥特长，在集市里用方言演话剧，唱抗日歌曲，很快成了群众中的明星，歌剧队里出色的女主角。

    何佩玲最初的工作是战地救护，服务团成立歌剧队后，会吹口琴、喜欢唱歌跳舞的她就进了队，又与何秀英在一起工作了。说到这里，何老的眼睛发亮，脸上现出了笑容：“那时我们表演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唱《打回东北去》《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等抗日歌曲，老百姓很喜欢!”在服务团影响和鼓舞下，当地青年纷纷加入到抗日救国战斗中去。

    “不要以为服务团的工作没什么危险，碰到的危险可多呢。”何佩玲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她碰到的“险情”。有一天凌晨，何佩玲在一个交通员引领下，准备去一个抗日根据地搞宣传。结果在一座小桥上正面碰到一队日本兵。鬼子看到他们后提起机关枪就是一阵猛烈扫射，“当时只听到‘哒哒哒’‘嗖嗖嗖’的声音在耳边猛响，子弹在我在身边不时飞过。”比划着手脚，何佩玲对那一幕危险的场景记忆犹新，“幸亏我们跑得快钻到山林里才没事了。”

    1941年，回乡服务团被迫停止活动。和大部分团员一样，何秀英、何佩玲被安排在琼崖纵队和各地抗日政府工作，继续为琼崖抗日服务。“在抗日战争中，二百多人的服务团有数十人牺牲，我们服务团为琼崖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何佩玲欣慰地说。

    1945年，在琼崖革命中，何秀英与时任琼总四支队政委的陈青山相识相恋，结为伉俪。当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还特批了10块光洋办喜事。

    海南岛解放后，何佩玲在海南区妇联工作，曾担任过区妇联副主任及区工会副主席等职，1981年退休。何秀英在解放后也到海南区妇联工作，1965年随丈夫陈青山调去广州。（记者许春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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