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新华网发布了一则消息，称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了一条新规定，今年高考期间，碰上余震发生时，在场的3名监考教师要负责考场内考生的疏散工作，不能先于学生撤离考场。勉县教育局更强调，不论当时的情况多么危险，监考老师都要保证将全部学生疏散完毕后方能离开，违反规定者将遭到停职或开除的处理。对此，有网友质疑这一规定“强人所难”不顾老师生死。勉县教育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老师有职责保护学生的安全”，而当地大多数老师则对该规定表示理解（《信息时报》6月4日）。

　　其实，在笔者看来，勉县教育局的这则“老师禁跑令”并不能说有什么错。因为其中道理很明确，监考老师在考场所从市的是一种职务行为，且由这样的职务行为所决定，监考老师不但对考场正常秩序负有一定责任，而且对由此产生的学生安全同样也负有相应的伴随责任。对此换句话说，这就像警察在进行公务活动中，如果碰到违法犯罪紧急情况，由警察的职责所决定，其就应负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制服违法行为的义务，否则就是一种失职行为。所以就此角度讲，勉县教育局所作出的“老师禁跑令”，虽在表面看来似乎有点苛刻和不近人情，然或许真是这种基于职务之上的“不近人情”规定，才能将相关的人身风险，或者说学生的安全风险降至最低程度。应该说，如此的规定也符合社会管理应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追求。

　　还有以社会责任分担顺序立场看，除了职务因素之外，应该说老师与高考学生相比，无论在生活经验还是在风险认知与应对能力上，可以说肯定都要远比尚未完全成年的学生来得成熟。所以就此以社会责任承担先后顺序、以及人性伦理角度讲，考场监考老师应该承担较大比例的现场风险责任，显然也是顺理成章之社会要求。就此而观，“老师禁跑令”显然也不能说有什么错。

　　当然，笔者在此并非是认为老师的生命安全就不重要。而真想说的是，老师与学生相比，在特定社会风险环境中，老师应该负有较大比例的社会责任。而这就像老师与警察，在面对违法犯罪活动时，警察的责任要比老师大一样，可以说其中所反映出的是社会责任分担顺序与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