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含冤入狱11年，终获自由的赵作海自10月开始实现“华丽转身”，做起了“公民代理”，免费替人维权。迄今，赵作海已经“真刀实枪”地代理了几起案件，并于日前专程赴北京“看看记者朋友，说说话”。在自己的冤案昭雪之后，赵作海希望帮助别人维权，情理上自是令人振奋的。一则表明，赵作海及时走出了昔日阴影，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看待社会和他人；其二也表明他心中还“装着”许许多多受了冤屈的他人。

　　赵作海作为“公民代理人”，本身是无可争议的。有关法条明确规定，普通公民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办理有关诉讼事宜。而且，作为一个“冤案符号”，赵作海的出现，本身就可警示有关法院和法官谨慎办案，以免冤枉好人。只是，在我们看来，赵作海作为“公民代理人”，其信仰的不是法律，而是以悲情为手段，将自身和媒体的影响力高高笼罩在法庭之上。

　　具备帮助他人维权的资格，并不意味着有帮人维权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体现为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体现为动用其它关系以影响和左右司法的能力。显然，赵作海依凭的不是法律知识，更不是对法律的精深理解，如其所言，“我不识字，诉讼材料是老伴念给我听的”。字都不认识，又谈何对法律的认识！事实上，他依凭的正是法律之外的力量。“但我都尽量帮他们找记者、媒体。指个门路，找哪个记者，找哪个报社。以前记者给我的名片都送完了。”这说明，他信奉的是媒体的力量，他相信媒体可以影响司法，相信司法会臣服于领导、臣服于民意、臣服于媒体。

　　在替人维权的过程中，如其所述，“我一到了，领导就重视了”。只是，这种“重视”，并非对他赵作海的重视，也不仅是对案件的重视，而是对追逐赵作海的媒体的重视。赵作海代理哪个案件，他在哪里出现，都有媒体追踪报道。在赵作海简单的法律意识里，自己所具有的这种“影响力”和“关注度”，自己与媒体记者的良好关系，是足以捍卫当事人的权益，足以为当事人“喊冤”的。现在，赵作海更是开始主动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时不时“看看记者朋友、说说话”，自是希望“媒体朋友能继续协助他帮人维权”。

　　在赵作海看来，谁冤谁不冤，完全是一个生活经验的问题。他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冤案经历足以判断。从他的这种自信中，我们见识到的是他朴素的情理逻辑。只是，赵作海没有想到的是，法律有其自身独有的逻辑，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遵循独特的规则来进行判断。他或许也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正是这样的生活逻辑在左右着法律的职业逻辑，从而导致了法律得不到真正的贯彻和适用，并导致了“权大于法”、“法律成了摆设”、“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法律”。

　　在法治成熟的国家，法律犹如“神器”。反观我们的现实，法律被高高挂起、被刻意曲解的现象并不少见。公权机关“指导”法院办案，媒体对法院指手画脚，个人也想通过自身影响力左右司法也常有发生……，往往使法官无法独立判断，使法律得不到切实遵守，由此而引发的是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现在，大字不识几个的赵作海抱着“为他人维权、帮他人维权”的善良愿望，成了公民代理人，实在是对法律因人而变、司法不能一视同仁保持刚性的鲜明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