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称，国家对教育投入过低造成高校教师工资低，教师因此不专注于学术而忙于捞外快。国家应大幅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严格限制教师的“创收”收入。（10月31日《扬子晚报》）

　　李培根曾因演讲不说官话，被学生亲切称呼为“根叔”，并走红网络。“根叔”在教育论坛上直陈“教师不专注学术忙于捞外快”，其自爆家丑的勇气值得肯定。从理论上讲，国家大幅提高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有利于化解他们的“创收冲动。但是，换个角度看，大学教师工资低还是高，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大学教师工资虽无法与少数高薪阶层相提并论，但与多数普通工薪阶层相比，并不算太少。大学教师工资到底该“大幅提高”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教师安心教学、科研呢？大学教师以收入低为由，放弃职业操守，热衷追名逐利，不仅与身份不相称，也有辱大学精神。

　　虽说大学教师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致力于学术研究、教书育人，恪守科学精神。但是“教师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社会不正之风、浮躁之风也在影响着教师的学术道德与价值取向。在现实生活中，兼职、走穴，学术不端的大学教师不在少数。

　　诚然，大学教师除了科研和教学以外，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大学教师的头脑中装着学术智慧，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学会、协会兼职，外出讲学、上课，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因此，对大学教师走穴创收不必因噎废食、一概否定。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只要大学教师创收来路正当，依法申报纳税，我们不必对此说三道四。美国前总统下台后，还四处演讲、出书赚钱哩。

　　问题是，大学教师担任着公职，拿着纳税人供给的薪水。教育部严厉禁止在职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可大学教师走穴、创收，没听说有谁干预过。大学教师拿着纳税人提供的工资，利用公共资源搞研究，然后利用专家、学者身份，在工作时间频繁走穴、赶场，甚至在企业兼职、分红。即使是因为工资低，迫于经济压力怎么做，这样的创收逻辑也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在我看来，即使大学教师工资待遇不高，也应该对得起学术荣誉与自己的良知。大学教师忙于经济创收，客观上会挤占搞科研、上讲台的精力与时间。学术观点陈旧、对学生实行放羊式管理的专家教授并不鲜见。有人曾撰文批评中国一些“砖家”纷纷做起被包养的“二奶”。这样的评价颇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但是也客观地反映了部分大学教师尤其是专家学者的现实生态与职业操守。“根叔”不过实话实说而已。

　　但是，笔者以为“根叔”开出“大幅提高大学教师工资”的药方并不怎么对症。“根叔”的建议或许可以理解为“高薪养学”。但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如果没有配套监管机制跟进，就是大幅提高工资待遇，也未必就能让大学教师收回创收的“躁动”之心。且不说有的教师本身就徒有虚名，一门心思钻研创收学问，无暇研究关注学术问题，关心学生成长。有的大学教师应邀出席经济论坛之类的商业活动，拿了主办方提供的天价出场费，在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时，如何能做到心无旁骛，公平、公正？这样的“砖家”教师除了充当利益集团的“二奶”以外，还能多大程度上站在公众立场上凭良知与学术准则说话？拿了天价出场费的他们，迎合邀请方意图，利用公众人物身份选择性表达观点，不仅有辱身份，而且干扰了公众舆论视线，这将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国家大幅提高大学教师工资，也不是天价出场费与创收利益的对手。

　　大学教师不专注学术忙于创收无疑需要矫正，但国家财政资金与公共教育经费毕竟有限，教育投入欠账还比较多。因此，笔者以为大幅提高大学教师工资并非对症下药的最佳路径，而完善监管机制，培植大学精神，疏通大学教师退出制度出口，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