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病需要中医的思维方式。西医的疗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于是，美国人一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就想到要人民币升值。中医一向讲究全面系统地看问题，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实际上就是要有“一般均衡”的思维，这是现代经济学最了不起的思想。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失衡——病根出在劳动力市场上，更为具体地来说，这个病根就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对于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障碍。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已经非常自由。错！如果是一个30多岁的外来劳动力，面临着劳动力市场上不平等的待遇，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也不一样，又不能享受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方面的好处，那么，对于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来说，他最后的归宿就还是回到老家。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民工拼命打工，将钱寄回农村老家造房子。这个制度上的“扭曲”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什么好质疑的。经济学家讲究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如果不从制度的根本上去追究，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包括了没城镇户籍常住人口）远远地落后于工业和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

　　接下来，进入正题。我要揭示的是，恰恰是劳动力市场的这种扭曲，造成了一系列宏观上的后果，包括贸易失衡。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当政策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时，相对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状态，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就多了，给定农村的土地和资本，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就被压低了，而劳动力在农业（农村）的边际产出就决定了农民工进城的保留工资；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尽管外来劳动力受到制度的歧视，但他们仍然是在与城市劳动力相竞争，于是，农民工的低工资仍然制约了城市部门的工资增长。

　　工资（及其增长速度）在扭曲的制度下被压低了，但工业部门的资本在持续地积累，这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从而可以解释一系列的宏观现象。

　　首先，在分配上，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而资本所得所占的份额相应上升。如果农民工的保留工资成为决定城市部门工资的基础变量，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到整个经济的足够大的份额，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就不难理解。

　　第二，工业部门和整个经济的投资率始终很高。那当然，在上面说过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钱没有被充分地分配给劳动者，加上利润的诱惑，企业会持续投资。在核算上，企业没有消费，因此，企业的投资就是企业的储蓄，于是，这就与另外一个宏观上的事实相吻合了，在逐渐上升的国民储蓄率中，企业储蓄率持续上升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因素。而且，储蓄和资本供给的相对充裕，还解释了为什么利率可以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第三，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而工资的上升相对比较慢。在工业部门，高投资加速了资本形成，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吸纳却与城市化进程一同被抑制了。于是，资本－劳动比一定是不断地提高，带动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的产出）迅速上升，而相比之下，平均工资尽管也在上升，却远不如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快。不同的数据都显示，劳动生产率快于工资的上升，两者呈现出“剪刀差”的态势，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特征性事实。

　　第四，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扩大。城镇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与农民工替代性较强，所以，这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保持低增长的态势。而城市高技能劳动者却不与农民工形成竞争，他们当中或者是能够分享资本收益，或者是凭其知识和技能获得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称的较高回报。只要这部分高技能劳动者日益增长的收入被计入城镇居民的收入，就将成为城乡收入日益扩大的推力。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来解释持续上升的出口和贸易盈余了。投资形成的是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而工资则是形成居民消费力的主要变量。两者的反差决定了供给能力（产能）增长快于消费，其差额部分当然就只能靠出口以及持续增长的投资来填平。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因为城市非城镇户籍人口流动性强，较少消费耐用消费品，而且，他们当中的较低收入者因为医疗保障不足，会更多支出在医疗上，从而挤出其他消费。此外，外来人口也面临更多的信贷约束，从而减少消费，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较少买房，更多租房。城市里非城镇户籍人口的消费被制约，可以在很大程度解释中国消费－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如果中国经济内部的制度扭曲和结构性问题不从根本上做出调整，那么，靠调整美元－人民币比价这样的名义变量来试图减少贸易失衡将是事倍功半。我想说，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名义汇率上，这是西医的疗法，只看到了大象的一条腿！中国经济的病根是在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

　　笔者忍不住讨论一下流行的“刘易斯拐点论”。我不否认近来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像极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拐点”，但“拐点”是否真的出现了，还是要看更多的事实。事实上，只要投资增长，而劳动力流动受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并不奇怪，工资的上涨更不难理解。如果再加上国家的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村部门的边际产出和农民工进城的“机会成本”，那么，工资的上涨就更正常了。进一步再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以及他们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工资再不涨是不行了。

　　将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想通了，明白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出在哪里，就知道根本的药方应该是继续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突破口，持续（甚至是加快）地推进城市化。相比之下，维持现有的制度，试图通过加大补贴和搞人为的产业搬迁来解决问题，都只会是事倍功半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