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赡养老人的压力可能大于70后和60后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步进入而立之年,“80后”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浮出水面。众多专家指出,随着“80后”父母逐步跨入60岁门槛,“80后”在成为房奴、车奴、孩奴的同时,很可能成为“养老奴”。在“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中,“80后”面临的赡养老人的压力远远大于“70后”和“60后”。
“80后”年轻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不论从精力、财力、人力还是心理上,“80后”都将面临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这种负担是一种长期的负担,可能会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出现。很多老龄学者指出,相对于中年人,年轻人为自己、为家人以后的生活做好保障的意识并不高,面对“421”家庭结构的年轻人能否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问题让人担忧。
“二养四”考验年轻人孝心 老年人幸福指数告急
如今,“二养四”的重担已经压在了年轻人的肩上,“养儿防老”的传统也被日渐淡化。繁重的生活压力让9成年轻人跪倒在“孝”字面前,同时也让上亿的老年人缺乏“爱的赡养”。年过六旬的老人还在为子女买车买房忙碌,充当儿孙“保姆”的情况不在少数,而自己的“养老”问题则被长期忽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正越来越被社会关注。
超7成“80后”因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
“80后”独生子女在赡养父母上存在哪些困难?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
面临的生活压力过大。一位某地产公司工作3年的张小姐告诉记者,前不久,现在刚生完小孩,但是却是因为经济条件,和老公还在租房住,每月除了缴房租,孩子的开销是一大部分,所以月月财政吃紧,对于父母赡养实在力不从心。
来自工作的压力。面对竞争激烈就业市场,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已实属不易,而找到一份高薪水又稳定的工作更加困难,很多80后为了经济独立等现实问题,只能被迫从事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工作。
“421”问题加重“80后”赡养老人负担
《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人依靠子女来赡养晚年,但是由于当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可以想象,随着老年人更长寿,独生子女们成人后可能要赡养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父母的父母,人口学家称之为“421”问题。这意味着,80后在赡养老人问题负担逐步加重。
现行社保体系不完善致赡养负担加重 养老金制度受挑战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及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赡养负担加重。 “35年前,中国有赡养老人能力的成人与老年人的比率是6比1,但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再过35年,这一比例将锐降为1比2”,劳动力的相对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对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退休金制度将受到严重挑战!
当今社会在养老方面急缺的资源就是照料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姚远教授指出,在养老方面,当今社会急缺的资源就是照料资源,一个是日常生活照料,像家政服务一样帮老年人打扫卫生;其次是老年人生病短时间卧床时,身边需要有人全天候照料;第三是老年人心理、情感方面的精神需要,比如带老人出去走走,接触一下社会。
中国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家庭养老面临变局
如今,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赡养他们的重任。未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出现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结构。“养儿防老”这一乡土中国的伦理基石,已在时代变迁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的75%,是中国老年人的主体。“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压力更大。”王先益说,因为相对缺乏高质量的医疗、护理等服务资源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更不容乐观。
中国式养老困扰“独一代”:最怕老家父母生病
“养老的重负,就如同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每个独生子女的身上。我们曾是最享福的孩子,但也将是最受苦的大人。等我们人到中年,父母渐老,我们将成为世界上活得最累的人。”网上一篇题为《独生子女的沉重未来》的帖子因说出了许多80后的心声而被广泛转载。随着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步进入而立之年,他们父母的养老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
杨文涛和女朋友小徐都是1980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杨文涛说,“如果工资能涨的话以后应该够我还贷并吃饭的,但是父母一定不能生病,生病就完了,资金链肯定断了。”
本来,我们常为劳动人口占比高所带来的所谓“人口红利”沾沾自喜,不料,尚未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老龄化社会就提前到来,“人口红利”正逐步变成“人口欠债”,给下一代提出了严峻挑战。一个有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的社会,必须跳出一家一户“老吾老”的传统模式,如一些专家强调的那样,由家庭责任主体转向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国家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有关,却不能因此延缓我们加快建立较优养老制度的决心和步伐。
建立有足够保障能力的养老储备基金
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包含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种。不管实行什么方式,确保养老基金保值增值最重要,同时必须严格法规加强管理,杜绝各种运转上的漏洞。对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基金管理分散、个人账户有名无实、空账运转的账户总额居高不下等问题,已到非治理不可的时候了。与此同时,面对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两大趋势,鼓励更多民间资本加入社会养老,建立更多更好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机构,免除老无所养的忧虑,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题中之义。
不妨借鉴“储存个人服务时间”制度
养老不仅要有资金保障,还需要家政服务、即时照料、精神抚慰等。对此,德国推出一种护理保险费,每月交纳雇员工资的1.7%,也由雇主和雇员各担50%,并规定凡参加法定医疗保险者必须同时参加护理保险,从而有效保障了老年人和病残者应该享有的基本护理权利。还有一项“储存个人服务时间”制度,凡年满18岁的公民,均可利用公休或节假日义务到老年公寓、老人院和老年病康复中心提供各种护理服务,不拿报酬,但服务时间储存在服务者个人档案中,以备将来自己需要接受护理服务时,将这些服务时间提取出来免费享用。严密的制度设计,加上周全的人文关怀,使德国享有最慷慨的养老制度美誉。
解决"421"家庭养老难题需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表示,一对年轻的夫妇,要赡养四位老人,应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应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角度,从国家和社会来讲,应对人口老龄化最根本的是发展经济、增加实力。然后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所有人能够进入到这个体系保障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角度,养老服务体系。有了保障金,有了工资收入以后,要有社会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特别是这种“421”的家庭,更需要发展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对于个人来讲,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包括物质上的准备,除了养老金以外,个人储蓄的准备,也包括健康身体的准备,也包括心理的准备。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综合的、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包括个人的共同努力。
建立独立于医疗体系的社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上海市老年学学会秘书长孙鹏镖认为,除了增加敬老院养老床位以外,还要建立独立于医疗体系的社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老人不出社区,不到养老机构,便可享受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一系列服务,要优先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在最需要在家护理和照料的失能、失智、高龄困难老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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