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一年，妻子遭家庭暴力致死。这是这两天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

　　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的愤怒。“如果妻子家里有个硬气的人，这男的未必敢施暴”，我同意同事的说法。然而，如果把丈夫不施暴的希望寄托在“娘家有个硬气人”身上，也就意味着那些没有兄弟、父母年迈的妻子，还会步她的后尘。

　　能可靠保护她们的，只有法律。然而，在这一案件中，法律失灵了。妻子多次被殴打，甚至被劫持到外地一个多月，本人及家人八次报警，答复竟然都是“没有办法”，“现在还是夫妻，不好管”。莫非在警察看来，一纸结婚证，等于赋予了丈夫合法施暴权?这样的执法观念意味着，只要还没离婚，只要不把人打死，你就尽可以接着打。

　　更大悲剧发生了，司法机关介入了。此时，法律对丈夫行为如何评价、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关系到死去的妻子能否得到公正，也关系到她之后还将有多少“后来人”——如果本案结果可以给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足够警示，我们就可以期望未来家庭暴力能少一些。然而，六年半有期徒刑的判决，很可能让期望落空。

　　最长六年半牢狱(可能被减刑、假释)，能和一个活生生生命逝去画等号吗?这样的判决，能让近乎疯狂的施暴者悬崖勒马吗?我大有疑问。当然，如果六年半刑期是依法的结果，尽管内心也会觉得“便宜了这小子”，但我尊重这样的判决。然而，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案情看，本案以虐待罪结案，恐有放纵之嫌。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通说给虐待罪下的定义是:“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给治病或者强迫过度劳动等方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

　　伤害家庭成员身体，这是虐待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这让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有了一定相似性。二者区别在于，前者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连续的折磨和摧残，而后者往往是一次行为。虐待罪加重情节“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也与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类似，但两者引起死亡或重伤的原因却大不相同:虐待罪致人重伤或死亡，是长期打骂、摧残导致的结果，而故意伤害造成的严重结果，则是一次行为造成的。

　　同样造成严重后果，两个罪名最高法定刑却相差甚多:虐待罪七年有期徒刑，故意伤害罪死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在于，就虐待罪而言，尽管行为人虐待被害人出于故意，但被害人重伤、死亡，却往往只是长期虐待的客观后果，而并非他的主观追求;故意伤害罪则不同，它表现为行为人对于造成被害人伤害结果的追求或放任。主观恶性不同，决定了法定刑的巨大差别。

　　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虐待罪针对的是家庭成员，但并非针对家庭成员的伤害，都只能定虐待罪;第二，虐待罪行为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特点，但并非具有这种特点的行为只能定虐待罪。如果伤害后果是某一次行为“单独”造成的，尽管之前行为具有连续性，但此时构成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的想象竞合，应以法定刑较重的故意伤害罪追究。

　　根据媒体报道，丈夫之前多次对妻子施暴。从警方“没有办法”来看，伤害应该不大(轻伤即可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之前多次殴打行为，构成虐待罪无疑，但考虑到司法现实，如果没有最后一次殴打，能否追究他并不确定。然而，这“最后一次殴打”，让行为性质彻底改变。

　　我们来看一看11月24日《新京报》对“最后一次”的描述:2009年8月5日，王某最后一次殴打妻子，他描述称“用拳头打她，用脚踢她，从卧室门口，一直踢到床上，哪都打、哪都踢，直到她倒在床上为止，也不知道踢了她多少脚”。此后董某于8月11日逃出，8月14日住院治疗，两个月后去世。尸检认定其死亡原因为“被他人打伤后继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可见，要了妻子命的，不是之前多次殴打，只是因为“最后一次”。如果丈夫的行为还不是故意伤害，还只能以虐待罪追究，那也就意味着:存在夫妻关系的双方，其中一方无论对对方造成多重的伤害，最多也只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读一读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有关故意伤害罪的规定，让我们思考，这名已经死去的可怜妻子，应该得到怎样的公正: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