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飞在自己的“蛋形”蜗居中

晚上的“蛋形”蜗居

　　近日，来自湖南的24岁北漂青年戴海飞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大院里，建起一个“蛋形”小屋，作为自己的蜗居。戴海飞介绍，“蛋形”小屋成本约6400元，他已经在小屋里住了快两个月，没有了房租的负担。（12月2日《华西都市报》）

　　笔者曾北漂近一年，北京的繁华让人眼花缭乱。但作为蚁族，似乎没有戴海飞这样的勇气，最终因生活逼仄而匆匆逃离。对于北京，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有“一蛋一巢”，蛋是国家大剧院，巢是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某种意义上，如果故宫长城见证的是历史的繁盛，这“一蛋一巢”则共同孕育孵化了现代城市光鲜的文明。不过，透过北漂青年的“蛋形蜗居”，却让我们洞见城市繁华背后的苍凉民生，让人难以“蛋定”。

　　尽管国运日渐昌盛，但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蚁族、蜗居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反映的正是民生多艰、底层难以向上流动的窘境。作为蚁族文化的符号，唐家岭已在城市拆迁中化为记忆，但是蜗居文化却并未因此消亡。无论是集装箱蜗居还是蛋形蜗居，一方面体现的是底层人群的坚毅；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底层的困境依旧不容忽视。

　　北京的冬天寒意逼人，而“蛋壳”里的生活更是让人倍感苍凉，难有温暖可言。戴海飞乐观地称很享受“蛋壳”里的生活，但是“享受”的背后充满几许无奈、几许挣扎，个中的辛酸恐怕会让不少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坚毅和乐观固然令人心生敬意，但背后的挣扎社会却不能视而不见。“蛋形蜗居”里孕育的不是幸福，而是被扼杀的理想和青春。

　　当青春的修饰词由激情变成“蛋疼”，当广阔的天地变成逼仄的牢笼，更多的人恐怕都要沦落成现实的囚徒。戴海飞的境遇，不只是一个人的无奈，而是一个群体的困境。收入低下造就“月光族”，房价高涨造就“房奴”……隐藏在城市光鲜底线的无数晦暗人生，造就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畸形社会。在民本社会里，民生的羸弱映衬的恰恰是病态的发展。而要扭转这一切，唯有壮实民生肌体，从而实现从国富到民强的华丽转身。而这，也正是社会发展、国家强盛的可持续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