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事件刺激社会神经 "二代"现象致严重分化

在当下这样一场“拼爹”的狂欢中,社会转型期的“二代”问题彻底展示在公众面前。仔细考察“二代”现象的渊源,具体是指2009年夏天开始在网络上蹿红的“富二代”、“穷二代”等带有“二代”字眼的新鲜词汇。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二代”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的讨论话题。有专家认为,诸多的“二代”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无法回避的挑战…

“在幼儿园抢凳子‘我爸是科长’；在小学欺负同学‘我爸是主任’；在中学抢女同学‘我爸是处长’；在大学杀女同学‘我爸是局长’”——网络上蔓延开来的“拼爹”流行语，生动展示了社会转型期的“二代”问题。

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二代”之间出现分化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发展的环境要确保公平、发展的共识要取得统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人的发展都存在着“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相比于一般人而言，“富二代”本身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保证机会和起点的公平，这样对社会发展是很危险的。

专家提出，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人群数量过少等，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直面“二代”问题，需要调整社会结构，使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我爸是李刚”尚且余音绕梁，“我爸是黑社会”打杀声风云再起。近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一学生带着自己的父亲和父亲的两名朋友，闯进该校租用的学生宿舍内殴打自己的同学。冲突中，有21名学生受伤，其中一人手腕处骨裂。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多名学生证实，这名学生一边打人一边在走廊上喊:“我爸是黑社会的，今天要把你们都打一遍。”

不经意间，又一句流行语在网络上蔓延开来——“在幼儿园抢凳子‘我爸是科长’；在小学欺负同学‘我爸是主任’；在中学抢女同学‘我爸是处长’；在大学杀女同学‘我爸是局长’”。

在当下这样一场“拼爹”的狂欢中，社会转型期的“二代”问题彻底展示在公众面前。仔细考察“二代”现象的渊源，具体是指2009年夏天开始在网络上蹿红的“富二代”、“穷二代”等带有“二代”字眼的新鲜词汇。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二代”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的讨论话题。有专家认为，诸多的“二代”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无法回避的挑战。

“二代”事件频频刺激社会神经

“二代”现象之所以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源自一系列社会事件。

不久前，浙江省义乌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保时捷跑车与一辆宝马跑车高速相撞。

据了解，肇事的两辆车中，保时捷跑车的车价大约在200万元左右，宝马车大约价值120万元。

据宝马跑车车主的父亲吴先生所述，他是做袜子生意的，宝马车里的男女是他的儿子和儿媳，车子是两个月前刚买的，目前整个义乌市只有两辆。他还证实，保时捷跑车的车主是义乌市某房产公司老总的儿子。

“富二代”飙车相撞的说法不胫而走。或许，这仅仅是一起涉及了两个“富二代”身份的人之间的交通事故，尚不足以大惊小怪。但更多时候，“二代”事件频频挑战的却是社会公平的神经甚至涉嫌违法犯罪。

今年5月，浙江省宁波市警方一举抓获17名吸毒青年。据介绍，被抓的“瘾君子”中，绝大多数为“80后”，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办企业的，家庭富裕。事发当天，这些青年穿着名牌服饰，驾驶名车，躲在酒店里吸毒。

而在近年来的公职招考中，某些领导干部子女屡屡利用关系剑走偏锋的事件更是屡有发生，已经从招聘过程的潜规则发展到了招聘岗位的量身定制。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有些事业单位招聘，都是内部秘密发布招考通知，考试对象实质上全是某些领导的亲戚、朋友等。“基本定向内部通知，外人毫不知情。笔试内容锁定范围、及格线模糊，为了让参加考试的人都能考上，有关领导可谓是煞费苦心，一是指定专人编制复习资料、考试测试题；二是让参加考试的人员全脱产复习，就如一位领导说的，‘就差亲自替他们做一做了’”。

据了解，在江苏省，曾由政府出资为“富二代”开培训班，即实施所谓的“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此举更是引起公众舆论的质疑和不安。

“政府直接插手培育‘富二代’，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越权行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用公共资源把富裕人群以‘家族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就眼前的‘功利’而言，与其说是在培养企业家后代的经营管理能力，不如说是在完成官商之间‘人脉’的代际转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二代”现象或致社会分化严重

尽管各种“二代”现象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挑战社会神经，但有关专家还是呼吁，应理性看待“二代”现象。

“最近一个时期，媒体上出现了一股‘二代’热，常见的有‘富二代’、‘垄二代’，还有‘贫二代’等等，公众和专家学者都对此议论颇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会导致公众对某些社会人群的‘刻板印象’，最后走向事实上的歧视。”唐钧说。

一名地方工商联的负责人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其实，无论是“富二代”、“穷二代”，还是新近出现的“黑二代”，都是社会贫富差距在代际问题上的一个突出显现。但是，在“富二代”中不见得都是坏人，在“穷二代”中也不见得都是好人。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害怕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优质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并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二是担心社会竞争的公平性下降，使得社会垂直流动性降低，不同人群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三是疑虑分化后的代际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共享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断裂得到有效弥合。”这名负责人说。

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二代”之间出现分化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发展的环境要确保公平、发展的共识要取得统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人的发展都存在着‘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相比于‘穷二代’而言，‘富二代’本身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保证机会和起点的公平，这样对社会发展是很危险的”。

“如今不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如何安身立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问，但关键在于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贫’、‘富’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说相对的穷或富，如果大家都不去力图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都从自身所处的相对优越的环境和既得利益出发，那么终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不公平竞争的牺牲者。”这名负责人说。

一名地方团市委的研究人员向《法制日报》记者证实，当地青壮年农民工流动的总体情况是:流动半径较小，流入地主要为迁移成本低、文化隔阂少且容易获取和创造效益的邻近城市，流入行业主要是第三产业。“总体而言，二代农民工利益边缘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权益保障状况堪忧”。

有专家认为，这样一种平行的流动，让不同的二代之间没有交集。而正是这种没有交集的流动，让“二代”现象成为转型期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政府部门应当对目前的情况予以警惕，让贫困在代际之间传递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政府部门应当维护好各类人群向上流动的通道。”唐钧说，“社会学理论认为:在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个人或社会人群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的。如果一个社会从下层向上流动的管道都被堵塞，人们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显然，这种社会现象与当今中国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调整社会结构直面“二代”现象

随着“二代”现象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应对。

“我们关注‘富二代’问题，因为这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虽是家庭问题，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却是个社会问题。在中国贫富分化持续扩大的社会背景下，‘富二代’如果一味炫富会激化社会反应，因此要将‘富二代’的健康成长纳入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一名地方工商联的负责人说。

这名负责人认为，企业家们也要改变企业家族传承的陈旧思维，应考虑培养和聘用职业经理人，开放用人。政府部门应当致力于建立更完善、更透明和更公正的市场环境。而良好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会自动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坐吃山空”者。

对于当前的“二代”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但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和社会现象，要从长周期和一个国家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转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是正常的。

“多元化的社会人群其实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比较明显的是中产人群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3万个体工商户，1995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万个私企业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这也为中产人群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产人群。根据我们课题组的测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人群占总就业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人群，这都是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流动，‘穷二代’进入中产人群的机会应该有很多。”陆学艺说。

同时，陆学艺还认为，直面“二代”问题，需要调整社会结构，使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十多年。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人群数量过少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