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生态图：“三多三累” 自称“三陪”

　　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多”和“累”是记者一路与县委书记们交谈时听到的最频繁词汇。

　　在我国干部队伍中，有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他们不到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却处于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近期，本刊记者深入广东、浙江、江西等东中西部10多个省区市调研，与50多位县委书记倾心交谈，发现现在的县委书记队伍是一个年纪轻、学历高、能力强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权力大、责任重、谋发展、思进取；另一方面，则压力大、盼理解、待培养、须监督。

　　身心疲惫盼理解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给本刊记者画了一幅“双三角形对顶图”，显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

　　他说，上面倒置的大三角形就像县以上的各级权力机构，下面正放的一个小三角形就是县级政权机构，县委书记恰恰处两个三角形尖儿上。上级层层压担子、派任务，最终都落在县一级，但县里资源有限、回旋余地有限。把这个图倒过来，立时变成上小下大，又恰似县级政权和群众的关系，一方面新时期群众期望值高、诉求多；另一方面，县级权力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

　　县委书记处于两个三角形的“上压下顶”之中，困扰多、困惑大。一些县委书记梳理出他们的四大困扰。

　　一是很大精力用在协调沟通各种关系上，每年参加会议、应付检查指导的时间就占1/3，难以深入到基层研究问题。

　　有些县委书记戏称自己是“三陪”书记：整天陪着上级领导检查工作、陪着汇报工作、陪着喝酒吃饭。

　　二是有些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一些国家部委制定政策，以“责任下压”为取向，喜好出台禁令搞“一刀切”，而服务基层、“解难解结”的内容往往很少。

　　三是网络舆论压力大。一些县委书记反映，一些网络媒体对基层问题的报道不是引导型，而是放大型。有时为平息舆论，板子只能打在基层干部身上。

　　四是应对突发事件压力大。出现突发性事件和安全事故，矛盾都聚焦到县委书记身上，要求勇于承担风险，靠前指挥，不允许有丝毫顾虑与退缩。

　　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多”和“累”是本刊记者一路与县委书记们交谈时听到的最频繁词汇。县委书记责任大，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管，发展、稳定、民生、安全，“一个都不能少”。既要上级满意，又要群众满意。

　　“五加二、白加黑”成了县委书记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许多县委书记感觉都疲惫，有的患上了抑郁焦虑症，许多人过早患上诸多疾病。

　　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说自己是“工作中的强者、家庭中的弱者”。“我从十几年前起，太多时间不属于家庭了。母亲去世时，我第三天才从另一个县赶回去”。

　　一位县委书记描述高度紧张的状态：“县长觉不够睡，书记则睡不着觉。我天天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可一听到下雨声就又惊醒了。”

　　一些县委书记表示，当前有一种“妖魔化”县委书记的苗头，似乎他们没有一个好人，都是贪官。他们盼望理解，需要社会宽容、家庭关爱，还有组织上的人性化关怀。

　　风险高发缺监督

　　“目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已到了矛盾最多的时期，要求县委书记统筹驾驭能力最强的时期，同时也是县委书记受制约监督最多的时期”，河南一位县级市的书记这样说。

　　“发展是第一要务”。采访中，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委书记普遍认为，实现科学发展是他们面临的头号难题。一些县委书记说，以前GDP上去了“一俊遮百丑”；现在既要“金饭碗”、又要“绿饭碗”；既要保增速，又要减排放。左右为难。

　　“稳定是第一责任”。一些县委书记反映，信访维稳是最大“心病”。随着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诉求的利益性、参与的群体性、成因的复杂性、方式的偏激性日渐突出，加之网络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上访变上网”，信访维稳压力骤增。

　　现在，部分县委书记中流行着“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的顺口溜。一些县委书记说，在处理信访维稳工作中，最困惑的是科学执政“这一手”没有太多具体办法。

　　贵州一位县委书记说，在别人眼里，当县委书记是件风光事，其实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有位地级市市委书记总结了县委书记岗位的五大风险。

　　一是重大决策的风险。县委书记拥有一个地方的决策权、人财物调配权，如果决策中对规则程序把握不好，会造成严重后果。

　　二是执行政策风险。党的各项政策在基层主要靠县一级来落实，一旦管理监督不严，容易出偏差。

　　三是选人用人风险。县委书记管理的干部人数不少，仅科级干部就300多人，选不准用不好，可能影响地方风气。

　　由于怕触及矛盾，也有些县委书记任期内不敢调整干部，以免把自己置于火山口上。河北一位县委书记说：“有人说县委书记想提拔谁就提拔谁，这一点一般的县委书记都可以做到，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人用错了，责任可就大得多了。”

　　四是从政纪律风险。县委书记在地方“位高权重”，工作弹性较大，对自己要求稍不严，容易滑向腐败深渊。

　　五是权力延伸风险。为特定关系人牟取不正当利益，有些并非主观，而是权力惯性起作用，监督不到位、不及时，可能出大问题。

　　多位县委书记用亲身经历描述一幅幅时刻提防掉进各种“陷阱”的画面。他们说，由于县委书记“位高权重”，有很多人盯着他们，“研究”他们的秉性爱好、人际交往及朋友圈和亲戚圈。

　　近年来，一些地方县委书记连续“落马”。2006年～2009年，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其中13名是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一年的。探寻他们的腐败轨迹，绝大部分是因为对岗位风险缺乏防范。

　　一位市委书记分析说，有些贪官胆子大，就是在当县委书记时养成的毛病。在强调决策、执行责任及效率的今天，有的县委书记一味追求集权，以增强其决策和执行的权威性，导致权力失衡。而监督方面却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与县委书记权力对应、对等的监督制约体系有待完善。

　　发展误区当警惕

　　本刊记者调研了解到，无论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都是当地县委书记压力最大的事情。但由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压力也不尽相同：东南沿海基本处于县级财政不断壮大、“招商选资”，中部地区则倾心于上项目、引客商，而欠发达地区仍在“盲目选资”寻找出路。

　　面对GDP考核压力，各地都在千方百计加快发展脚步，但许多地方都依靠招商引资和上项目拉动经济，发展模式趋同。

　　对此，多位县委书记建议要鼓励多路径发展。在他们看来，工业和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要坚定不移做下去，但也可以不局限于工业基础，可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走生态立县之路。

　　身处东中西部地区的多位县委书记认为，未来5年是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认真研究发展路径十分必要。

　　他们建议：促进发展的政策需差异化对待，要考虑政策对不同地区的效果。我国幅员广阔，东中西部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一样的发展任务，出台同一个政策，对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或快的地区适合，但对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就不一定适合。因为发达地区的问题是发展快和增量大的问题，欠发达地区的问题是速度慢和总量少的问题。对于工业发展有好势头的地方，能够给一些区别于一般地方的政策，比如在用地上、环保指标设定上进行区别对待。

　　由于政策限制和资源约束力，有的地方还不惜冒着被批评、处分甚至免职的风险“踩红线”、“打擦边球”。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太老实的人吃亏”，“发展需要自己灵活掌握路径和方法”。

　　中部的一个县委书记说，“现在发展县域经济很难，上面限制政策又这么多。例如，用地这一块只给我300多亩的指标，城市工业怎么搞？城乡一体化怎么搞？只能逼得大家‘玩魔方’。有些事情不踩点红线根本搞不成。”由于违规用地、先建后报批，该负责人和县里很多干部受了党纪处分，他说：“可是不这么做哪有那么多的工业用地？”

　　西部边陲的一位县委书记说：“为了加快发展脚步，我宁愿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他所在县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盘算着把周边的土地都圈进来。在做这件事情前，他特意咨询了一位律师朋友，询问这么做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当获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免职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城镇面积扩大了好几倍。

　　部分县委书记反映，保持经济发展，致富一方百姓，应有必要的考核压力。作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责任不可推卸，但考核的方式和内容应因地制宜。

　　中央党校党建部有关专家也认为，以经济指标为主的考核对县委书记的影响很大，经济上不去就要被诫勉谈话、末位淘汰、在分配资源和资金上就有差别。因此，要想让县委书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要调整现行的评价考核体系，淡化GDP指标，将生态效益、百姓幸福指数和未来潜绩纳入考核体系。(《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