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证券市场 五位证监会主席的关键时刻

历史惊人的巧合。

　　1990年11月26日，上海黄浦江畔，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不约而同的到场祝贺者中，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建行行长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长周正庆。后来三人都被朱镕基亲点，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继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样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经历，都担任过央行的重要领导职务。

　　2010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崎岖坎坷、坚强果敢成长中的第20个年头。

　　20年，中国股票账户和基金开户数双双超过1亿大关，有千万个家庭和机构参与股票市场，证券市场的一举一动牵动着13亿人的脉搏和心跳。

　　20年，沪深股市由最初的13家上市公司，而今已突破2000家，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不断创出新高，A股市场年融资额已经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全球9个市值总量逾万亿美元的交易所中，唯一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交易所。

　　20年，资本市场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证监会这个专职机构联系在一起。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他们并非和其他的部长们有着显著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执掌令无数企业和股民瞩目的证监会，是资本市场让他们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循着五位掌门人各自所秉持的发展理念和经历的重要事件，足以勾勒出20年中国资本市场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令人纠结的难忘岁月。

　　刘鸿儒：资本市场的奠基人

　　作为前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于1959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国家金融人才奇缺，拥有货币银行学研究方向和留学背景的博士更是凤毛麟角。

　　出色的专业背景、胆魄和学识，让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奠基人。

　　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两次在关键时刻出手，影响了中央决策，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搞股票市场就是搞私有化”、“取消深圳、上海股票市场试点”的论调甚嚣尘上。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大胆向国家最高领导人谏言：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由此使得股票市场的试点保留下来。

　　1992年6月，他不失时机地借助小平南巡为股市发展问题一锤定音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观点。

　　而直接把他推向中国资本市场最前沿阵地的，却是1992年在全国掀起的股票狂热和深圳爆发的“8·10”股票认购舞弊案件。这起股票认购舞弊案，导致沪深股市暴跌，短短三个月，深圳股价指数从310点猛跌到164点，上证指数从964点暴跌至386点。

　　“8·10”事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迅速成立。当年10月，朱镕基亲点刘鸿儒担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由此，刘鸿儒开始了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奠基人的一系列创举。

　　建立监管模式成为他的开山之作。他带队多次去境外考察访问学习，精心反复比较美国、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等三种市场监管模式的异同，最终参照运用香港模式，建立了四层监管体系。

　　利用股票市场吸引外资，大胆进行证券产品创新，推出H股、N股，成为刘鸿儒开山鼻祖的重大贡献。早在1990年，刘鸿儒受命开始研究利用国内股票市场吸引外资的办法。在1991年推出B股以后，紧接着，他与当时的香港联交所主席李业广牵头组成内地国有企业改组到香港上市的联合工作小组。1993年6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与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签订了五方监管合作备忘录，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大门由此打开。

　　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成为中国内地首家H股的上市公司。

　　1993年，上海石化成为内地第一家股票同时在香港、纽约、上海三地上市的企业。

　　1994年8月，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为第一上市地挂牌上市，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进入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序幕。

　　“有股市就有风险，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一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要完善股票市场的风险管理，一定要立法，严格执法。”刘鸿儒认识十分清醒。

　　为此，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主持制定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23个配套法规，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付诸实施。

　　世事难料。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刘鸿儒去职。他在一个重大事件后上任，又在另一个重大事件后卸任，既是巧合，也是命运安排使然。

　　周道炯：矢志不渝的规范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拥有30年财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同时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他就是周道炯。

　　也许是已经有了担任大型银行监事会主席的经验，也许是长期从事金融领导工作养成的习性，强化规范运行成为他始终如一的理念。

　　在当时“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真要实施起来谈何容易？

　　上任伊始，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考验：处理当年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 “327” 国债期货重大违规事件。

　　为把“327”国债期货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降到最低，周道炯亲自主持“327”国债期货的后续场外协议平仓工作，使该事件得到妥善解决。1995年5月18日，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画上了句号。中国内地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同年9月2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监察部等部门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以渎职、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此次事件的影响，无异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倒闭由此引发的资本市场动荡。

　　以此为契机，在1996年，周道炯亲自主持并连续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坚决果断地处理了 “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期货市场的红小豆、玉米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为在规范中求得更快发展，扭转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规模普遍偏小、效益差的局面，他向中央提出了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建议：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听取意见并支持证监会依此推进实际工作。为此，周道炯果断改革发行方式，将以往向各省下达发行额度，改为向各省下达上市家数，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上市。

　　他的以规范求发展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他的任内，涨幅超过了100%。业内普遍认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内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1997年7月，时年64岁的周道炯卸任，交棒周正庆。离任时，他深有感触地说，证监会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但自己实现了“安全着陆”。

　　周正庆：善用政策的调控家

　　1997年7月12日，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又兼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细心的股民不难发现，在周正庆执掌的证监会期间，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亲自主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持唱多，甚至给股市带来持续两年的上涨。

　　周正庆坚持认为，政府通过政策和舆论来间接引导资本市场，这样的“政策市”是国际惯例。以善意的思维释怀，股市必须得到呵护。甚至他利用出访机会，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探讨对证券市场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必要性问题。

　　他赴任履新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市场。况且，当时国内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出，这都成为这位资深金融专家下决心让政策介入调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

　　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尤其是关闭了牵扯到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有效抑制住市场潜在风险的扩大。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初，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等六条政策建议。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份文件，这就是被称之为政策调控股市的“国六条”，由此引发了著名“5·19” 井喷行情。

　　短短一个半月，股指上涨70%。同年6月14日，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社论调控股市的一幕再次上演，《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这不是反弹的结束，而只是恢复性行情，是长期上升行情的良好开端”，“股市的指数正常，平均市盈率正常，走势正常，热点正常”。

　　6月25日，股市创出历史新高达到1564点。6月30日，上证指数上攻至1756点。9月9日，证监会又发布“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等3类企业获准进入二级市场”的重大利好政策。股市在政策的极力呵护下一路高歌猛进。

　　一年之中250多项法律法规颁布实施。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

　　退下来后，他为证券市场鼓与呼的风头更劲。他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表言论最为直接和触及问题要害最频繁的一位。

　　2008年，他依然对政策干预和调控股市的坚定信念不改：“据我的经验，没有市场底，只有政策底，政策到位了，下跌的指数就到底了。只要我们组织好调动资金，有足够的资金果断入市，使广大投资者看到政府的决心，才能真正解决信心的问题。”

　　周小川：崇尚监管的市场派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将市场化改革嵌入证券市场的监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

　　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

　　2000年，成思危对基金言辞激烈的批评、王国刚对基金四大根本性问题给予的否定、许小年的“千点论”、“推倒重来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而10月8日《财经》杂志发表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对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22家证券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事实揭露，将基金黑幕问题推向了顶峰。吴敬琏针对“基金黑幕”发出的“股市赌场论”，终于引发了一场论战。

　　周小川，正以此为契机，开始施展他一系列强化监管的组合拳。

　　2001年3月，刚刚离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被力邀加盟中国证监会担任专司监管工作的副主席职务。随后，股市黑幕相继曝光，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以及银广夏、通海高科、麦科特、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2001年2月15日，周小川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强调，欢迎新闻媒体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并表示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予以处理。加强市场监管是证券监管部门的长期工作。“我们希望上市公司的股价能够反映公司的质量，因此要坚决反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2001年2月20日，《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出台，规定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如果不能在限期内实现盈利，将依法终止上市。“PT水仙”成为新政后第一家退市的上市公司。

　　自2002年开始，要求申请再筹资的A股公司，其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应分别经国内、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2002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对外发布，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周小川任内所发生的“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后来中国股市持续5年大跌的罪魁祸首。而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更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2001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每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股市却整整经历了5年熊市，沪指从最高点2245点下跌至998点，暴跌56%，股市蒸发市值近2.3万亿元，投资者被悉数深度套牢，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崩盘边缘。

　　周小川上任之时，上证综指为1634点，正值大牛市的持续，2001年6月14日创下2245点的当时新高。而他离任的2002年12月，上证综指已下跌至1300多点。

　　尽管争议重重甚至屡遭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周小川确实改变了中国股市。

　　尚福林：股权分置的终结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又迎来了一位银行行长出身的当家人，他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他也成为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最长的掌门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对的是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终于跌破千点，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但也正是从这个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中国沪深股市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又屡屡遭遇打压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

　　这波行情恰恰与股权分置改革密切交织在一起。

　　而启动并成功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尚福林，却是在股市持续暴跌所引发的一片谴责质疑声中，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迈出了前无古人的改革步伐。

　　作为金融专家，他深刻认识到，股权分置作为重大基础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发展的创新，要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一制度瓶颈。而国有股减持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连续5年暴跌。这也迫使自己主导的股权分置改革完全变成了背水一战，毫无退路可言。

　　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走向成功，股改制定了两个操作原则：一是实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步实施；二是统一组织，分散决策。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31日，证监会联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两部委用行动来表决心。

　　2005年5月15日，尚福林明确表示：“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

　　同年6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相继出台鼓励基金投资、向券商注资再贷款、暂减红利税、暂免支付对价产生的印花税和所得税、允许控股股东增持、推出权证等七项利好政策。并先后推出两批共计46家企业进行试点。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当日上证指数暴涨超过8%。

　　2005年8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9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截至2006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由最低点998.23点上涨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最大涨幅为513.6%。这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位。

　　遗憾的是，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2007年年底开始，股市一路狂泻。沪指用短暂的一年时间，急挫至4459.11点，暴跌幅度高达72.81%，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资本市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市场。就是当前的股票指数，虽然比他上任时涨幅超过100%，但是，市场参与者大多亏损累累。

　　是指数错了还是结构依然问题多多？一切还没有准确的答案，投资者依然在坚守中追寻。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意味着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这也成为尚福林任职以来的最大功绩。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创业板和股指期货，使中国资本市场的羽翼更加丰满，在全球也更加显得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