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安,则天下安。”自古以来,县级政权就是政权体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是中国社会行政区划的基础一级。

　　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中央、省、市、县、乡的五级政权体系。而在县级这一级政权里,作为的空间大,不作为的空间也可以大。比如在县一级权力架构中,县委书记除了对当地的重大项目、人、事、财进行支配外,还可以直接影响和制约身边人的命运,而别人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是一个很大的制度缺陷。这一制度缺陷导致县委书记成为高危行业,容易因为人性中的某些缺点而让自己“陷”进去。根据记者当下的一项调查,不少县委书记抱怨他们经常被“妖魔化”,严重打击了工作积极性。

　　我国现有2859个县级政权,这就意味着我国有2859个县(市、区)委书记,他们不到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却处于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县委书记干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运行得好不好。县级政权千头万绪,事权多、财权少,又要直接面对民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矛盾的累积,更面临来自上级和民间的各方面利益诉求。官场有一个夸张的说法,能当好县委书记,便能当好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乃至更高级别官员。为什么?不外乎县委书记所涉及的管理内容,基本上与国家除了外交与国防之外的各项大政方针紧密相连。在“一把手负责制”仍然主导中国政治运行基本规则的情形下,县委书记的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县委书记是一县之首,在县里是最大的官,在中国政治级别中,又不算是什么大官,仍然归属于基层官员行列。这注定了他们在政治架构里既具有发言权,又不具有发言权。具有发言权在于他们可以在一县范围以内强力推行改革措施,比如强力推动免费医疗改革的原陕西省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以及强力推行县权改革的江苏省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他们利用其在县域里的强势地位,打破原有政治生态,大胆创新,突破常规,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改革提供了一种试验田效应。然而,这样强势推动突破性改革的县委书记毕竟是少数的。如果缺乏更强有力的上级领导支持,这些以改革著称的县委书记其个人结局就不会被外界看好,这就会造成县委书记的改革动力缺乏。对于更多的县委书记来说,他们既面临着GDP发展压力,不得不四处奔波招商引资,又不得不在维稳上下大工夫。一边是发展的压力,一边是维稳的压力,而在改革家命运多舛的背景下他们的改革动力又不足,怎么办?

　　还是应当给予县委书记更宽阔的舞台。这个舞台并不是说让县委书记不受监督,当横行霸道的“县太爷”,而是让县委书记一方面能够受到制度约束,不掉入违法陷阱,一方面能够打破制度约束,推动一个县的经济和改革事业发展。让县委书记受多一点权力上的制衡,是让县委书记更安全些,让县级政权的运转更科学合理、更民主有效；让县委书记多一点改革上的空间,多放点改革自主权给县里,是要让县委书记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行各种可以试验的改革方案。县里的改革搞好了,国家的改革不也顺理成章地能搞好吗?

　　该限权的限权,该放权的放权。县级改革应当如此,必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