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会议上针对一些干部远离群众的现象他指出：“少数干部重物轻人，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增长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出现了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却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现象。”（1月9日《华西都市报》）。

　　“经济牛市”与“幸福熊市”的说法，生动地描绘出当下颇具代表性的社会现象，那就是一面是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成就不断刷新与攀升，一面是普通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所牵涉到的切身感受却未能与之“同步”。于是便出现了“经济牛市”与“幸福熊市”这种看上去十分奇特的一种现象。

　　之所以称这种现象“奇特”，是因为依照常识与惯例，“经济牛市”本应成为一个社会文明、幸福的基础，正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飞速发展的经济本应为公众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享受，让公众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分享成果，体验成就。从这种角度而言，经过几十年来的飞速经济发展，如今国人所拥有的物质生活较之以往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我们都能从媒体种种的对比性报道中通过数字或个体公民的生活得出结论。

　　既然如此，为何“经济牛市”未能顺理成章地带来“幸福牛市”，反而出现群众“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现象”呢？原因很多，但依笔者浅见，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需要拷问这“经济牛市”的外表下，我们的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等宏观问题是否科学。当注意到“土地财政”、“8亿条裤子换欧美一架飞机”，当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仍旧烟囱高耸、雾气腾腾，我们也许会对“经济牛市”究竟成色几何心中多些冷静与压力。二是“经济牛市”虽然与幸福指数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决不是惟一的衡量指标。靠“强拆”之类的手段也许在短短时间里就会树起高楼，为GDP增加若干百分点，可具体到当事公民身上时，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否会与这GDP的增长成正比呢？

　　更为关键的是，一个人，不是仅仅靠米活着，他（她）需要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由一件件看似细小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汇集而成，买一套房要占据他（她）人生多大的份量？上学、治病是否会花费他（她）过多的精力？抛开经济层面的压力不讲，他（她）在面对公权力时是充满身为纳税人的豪情还是小心翼翼陪着笑脸？他（她）是否可以放心地行走在自己国家的大地上而不用担心“清查外来人口”？……这些细碎的点滴却恰恰构成一个人的生活切面。此时，那些媒体上经济发展成就的美好数字抵不上他（她）对物价上涨的担心，抵不上对父母养老、孩子入学种种问题的忧心，此时，“经济牛市”与“幸福熊市”这一对看似背离常识的“混搭”就出现了。

　　从胡锦涛总书记的“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到温家宝总理的“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无不激起强烈的反响。这正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体面”与“尊严”已经成为普通人更为关注的字眼。这其实也是对“经济牛市”、“幸福熊市”现象进行修正的一种诉求与呼声。当“经济牛市”向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谈论“幸福”、关注“幸福”，着手探讨建立如同GDP那样强硬的但更为科学的考核指标时，“经济牛市”才会成为“幸福熊市”全线飘红的引擎，在提供丰富物质产品的同时，拉动整个社会向着民主、文明、法治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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