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话2011：中国经济转型重要机遇期

    1月15日，由《经济参考报》等八家新华社媒体联合主办的“转型的力量——— 2011中国经济展望高层研讨会”在新华社新闻大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围绕“转型改变中国·2011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与展望”的主题分别发表演讲。与会专家表示，2011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面对更大挑战，同时也将迎来重要的转型机遇期。

    李扬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上一轮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化的旧格局已经进入迟暮，本轮危机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新格局的转折点，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都将发生变化。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在这样一次转型中将获得有利的地位。需要清楚认识到的是，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对旧的世界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世界经济转向新格局的同时，中国经济也需要转型。

    在李扬看来，以创新为基础的全面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并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都应该成为中国转型的重要方面。

    侯云春认为，走过最为困难的2009年和最为复杂的2010年，世界经济走进最关键的2011年。今年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四个方面，分别是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债务危机、新兴经济体抑制通胀、全球粮食问题。这四个问题也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在没有大的突发事件的前提下，2011年全球经济实现按市场汇率计算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4%低速增长的概率较大。”张宇燕在展望世界经济形势时表示，2011年全球总需求不足仍将持续，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基础仍脆弱，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加剧，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利用空间已经到了极限，其奉行的极度宽松政策的外溢作用已经体现，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本币升值以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压力剧增等一系列问题值得关注。

    巴曙松认为中国的金融政策也面临挑战。他说，2010年，银行体系税后利润会首次超过1万亿元，央企的盈利首次达到1万亿元，通过资本市场的筹资也达到1万亿元。在实体经济的盈利并没有明显的改进的情况下，社会上大量的盈利集中在银行这个环节。三个“1万亿元”拷问银行业高利差经营模式。当前，放松金融业的管制，降低对于货币高速发行刺激经济增长的依赖，促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在下一阶段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华生就城市化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当在全局上重新审视、在顶层上重新设计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核心制度。

    在稳步提高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霍建国表示，应该注意把握好外需与内需的关系、进口与出口的关系、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关系，巩固发挥现有的竞争优势，并积极构建中国新的竞争优势。

    针对“十二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贾康指出，要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巩固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管理制度，显著提高我国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积极推进税制改革，继续实施和优化结构性减税。（孙韶华）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错过转型就会错失战略机遇期

    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正是在对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世界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这种依赖已经充分显示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

     危机可能成为新格局的转折点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觉得很可能会成为走向世界经济新格局的一个转折点。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层面的观察：

    第一个层面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的增量贡献中，一直超过发达经济体。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的长期低迷和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更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这个此盈彼缩的历史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逐渐发挥引领全球发展的作用，并持续冲击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全球化模式。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预示着世界经济的转折，发生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式的全球经济危机总有金融危机相伴随，而历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都少不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危机。因此，危机的恢复便意味着全球性债务重组，而每一次重组，均使得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一次就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他们被自己呼唤出的恶魔缠身，非有新兴经济体的援手不能解脱，于是就有了G 20之类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的产生。我们有理由来推断，这次危机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如果要对发达经济体进行重组，那么它的结果是可以有利于我的。

    但是，也应当非常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居于有利的地位，同时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我觉得我们应当冷静地分析分析，中国在当前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中国的角色非常特殊而且多重。一方面，中国是现行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受益者，例如，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自由贸易、资本管制的放松、美元地位的稳定等等，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诉求在不断增加，我们又是最迫切希望对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改革的国家。进一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对上述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世界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这种依赖，已经充分显示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

    因此，说要改变国际经济格局，自然它的一个其中应有之义，就是要改革我们自己的格局，改变我们对旧的秩序依赖的状态。这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规划建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都有非常深刻的阐述，在此之前的一系列的中央文件，对此也都有阐述。

     发展方式转型是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当下，中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主要指的是，存在着三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得以在较长时期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第一，在国内，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使我国有了长达32年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国际储备、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且基本内洽的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期。如今，支撑这种增长格局延续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第二，在国际上，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至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中，还看不到会发生针对我国或者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动荡。第三，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早已明确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基本方向。虽然此轮全球化依然由发达经济体发动并由其主导，中国仍从中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并逐步提高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四个方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理论界有很多关于转型的探讨，在我们看来，有四个方面至关重要。

    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更深的意义上，任何一次全球性大危机都与科技发展的周期有关。因此，任何一轮经济危机，总是由新经济、新产业引领而走出，并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的。这样看来，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重点，应当特别关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发展创新型国家作为经济转型的第一要务”。“必须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转型第二个重要的要点，就是大力地发展服务业。

    应当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突出地表现在服务业的经济发展上。发达经济体生产服务产品，我们的贸易结构里，总体来说，我们是顺差，但是要看一看结构，我们的服务业贸易不是顺差，这就是旧的经济格局造成的。所以要打破这个格局，我们必须发展服务业。如今发达经济体能够居于全球生产的高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得以延续，都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非常地发展，所以加快发展服务业构成我们战略机遇期的又一重要内容。

    发展服务业，我觉得有四个要点要必须强调。一个是要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第二要重点放在现代服务业上，要放在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工程咨询，会计律师这些地方。第三个要点，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金融业更为重要。第四个方面，要对现行的准入制度，收受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进行改革，使得金融业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们说发展服务业方面，金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在金融业中，有一个侧面可能更应当强调，这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只有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才能最终打破世界经济的旧格局。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人民币清算、海外发行人民币定值债券、Q FII投资安排、与若干国家的双边本币互换、跨境双边货币互换、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离岸市场、贸易对手国本币双边贸易结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中国用人民币购买其债券和使用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国债等。

    下一步，我们应当进一步地明确该做些什么事呢？如果就市场的建设而言，就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般要求而言，我们强调如下七个要点：一就是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要提高。二是国际外汇市场的活跃程度应当提高。三是要提高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四是要增加作为国际投资媒介的作用。五是在国际债券的发行中，人民币债权要增加。六是在国际援助中，应当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七是整个外汇风险管理中，应当更多的有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说起来是对外的一个国际事务，但是事实上它的深厚基础在国内。我们觉得利率的市场化，发展有深度、有弹性的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国内债券市场，以及汇率制度的弹性化，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可兑换等等都是。

    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并举。

    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农业的现代化。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城镇化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恶化我国的基尼系数。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极易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化并举的关键，在于真正做到全面、深入地城乡统筹。要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一体化。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G 20的机制化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国际监管制度的制定及监管合作，积极谨慎地处理“参考性指南”问题。旧的秩序是依托旧的各种各样的国际治理机制和机构，依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托世界银行等等，但危机显示出这些机构不能够有效地解决危机，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保证新兴经济体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有了G 20，我们觉得应当推进它的机制化，同时我们也要推进G 20与现有国际组织的协调。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涉及了很多内容，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国际货币体系轻易改不了，所以对于各种各样的修补性的活动我们都必须参与。我们必须看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区域金融货币的合作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处理这样一些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问题。当然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我们还要稳步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记者刘振冬根据发言整理)

      侯云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键年的一个关键就是结构调整

    2011年可能就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而今年的关键，就在于在采取政策措施努力稳定经济的同时，能否在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2011年可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为关键的一年。如果说2009年是我国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为复杂的一年，那么，我认为，2011年可能就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而今年的关键，就在于在采取政策措施努力稳定经济的同时，能否在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不仅中国经济，全球经济也是如此。

     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2011年，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形势如何发展演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如何选择，政策实施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如何，虚拟经济中的严重问题能否缓解、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能否振兴，产业结构调整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等，所有这些，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全球，都将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关键的一年。

    从全球来看，经过多方努力，全球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世界经济还没有步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然比较突出，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一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加大。

    美日欧等多数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失业率、负债率居高不下，总需求依然不足，通货依然紧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11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程度可能超出预期。同时，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热迹象，物价走高，资产泡沫较为严重，通胀或通胀预期加剧。“金砖四国”的C PI上涨幅度均超过了预计的通胀目标。韩国、越南、阿根廷等国，也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最近，泰国、韩国又相继加息，国际农产品价格连续走高，都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预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统筹协调当前和长远发展，在继续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处理好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的关系，努力缓解和消除经济社会中的突出矛盾，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是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进一步分化。

    特别是在局势初步稳定之后，各国经济表现和发展趋势发生变化，政策目标出现差异，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各国已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像危机爆发之初那样协同一致地采取大规模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目前大致出现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美国、日本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复苏，采取了财政货币双松的政策；第二种是欧盟各国为治理财政风险，采取了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第三种是新兴经济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为控制通胀和管理通胀预期，在保持宽松财政政策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收紧了货币政策。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复苏不平衡性的增加，宏观政策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政策协调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并增加了全球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

    三是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显现。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尤其是美日等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度宽松、美元贬值，并刺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热钱涌入和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近期美国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势必造成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套利和推高大宗商品特别是初级产品价格，同时也会导致其他一些国家采取增加本国货币的流动性促进贬值，货币战争一触即发，给全球经济增加新的变数。

    四是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持续走高。

    去年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再加上受到极端天气条件影响，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连创新高，大豆和玉米期货价格创下29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棉花以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均处于2008年以来的高位，原油价格重新回到90美元以上。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引发“滞胀”的风险。

    今年面临的三个压力：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

    从我国来看，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应时顺变、攻坚克难的紧要关头。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这两年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效用出现递减，负面影响开始显现。2011年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等方面，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难度。

    在稳增长或保增长方面，2011年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在于需求而非供给，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情况尤其如此。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超常规增长。 投 资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95.2%，拉动G D P增长8.7个百分点。2010年，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1年中，2009年投资超常规增长、2010年出口大幅回升的因素都将不复存在，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保增长的难度大大增加，这对宏观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要着力改善和保障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增强消费拉动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要有效发挥我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等。

    在防通胀方面，2011年价格上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去年11月份，C PI涨幅 已创 下2 8个 月 来 的 新 高 ， 达到5.1%。今年，抑制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同时存在，但涨价因素更强、更突出。一个是流动性过多。我国广义货币M 2与G D P的比例，2000- 2009年平均为156%，明显高于全球平均的95.7%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1%的水平，在2009年全球货币宽松条件下，美国该比例为6 0 .5 %， 欧 元 区 为9 2 %， 日 本为161%，而我国高达178%。通胀说到底是货币现象，流动性过多势必造成价格走高。再一个是成本推动。比如钢铁，价格势在必涨的压力很大。2011年，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切实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价格水平，丝毫不可掉以轻心。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服务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增加市场供给，切实降低流通成本，稳定农产品价格；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合理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要利用好汇率政策，缓解输入性通货膨胀，控制热钱流入；要加快完善住房供应体系，缓解居民房价负担等。

    在调结构方面，加快调整的紧迫性越来越强，难度也越来越大。最终走出危机、走向新的繁荣，不可能依靠频繁的经济刺激，而必须依靠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谁调整得早，谁调整得快，谁调整得彻底，谁就能在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采取措施稳定经济的同时，都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

    “十二五”期间，我国都将处于向中高收入水平迈进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时期若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型，经济将面临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的风险，从而在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停滞徘徊期，即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尤其要在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一批适应市场需要、拥有核心技术、重视创新、机制灵活的优势企业和产业，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加快壮大服务业规模，全面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扎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要严控产能过剩，防止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等。

    我们说2011年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还体现在对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力度和时机的把握方面。为避免危机造成经济崩溃和深度衰退的灾难性后果，采取反危机的刺激性政策是必要的，但刺激政策治标不治本，救急不救命，应当充分利用刺激政策赢得的时间和喘息机会，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急迫问题和导致危机发生的突出矛盾，并从刺激政策中适时稳步退出。刺激政策的运用应以避免产生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为底线，但不能靠它实现繁荣；刺激政策的退出也应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避免引发大的社会震荡。如何引导宏观政策由“危机管理”回归常态，也是2011年中国和全球经济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记者方烨根据发言整理)

    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目前的城市化方式是强拆屡发的根源

    “十二五”的经济转型，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其核心就是中国城市化的转型。中国还处在城市化的前中期，未来还将有5-6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这将是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产业和社会的转型。

    正是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存在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严重脱节。中国目前工业化已经处于很高水品，其占G D P近50%，产出则为60%；而目前城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则仅为32%-33%，相比之下，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则一般为60%。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最大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造成了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不顺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中国已经不自觉的走上了一条严重偏离了正确方向的道路。中国目前“表面光鲜”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是利用城乡土地价格差掠夺农村居民，利用农村居民的土地积累来进行城市化。在这种路径模式下，每年有数万亿的财富从农村居民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城市的手中，而正是这种每年万亿规模的再分配，造成了中国整个分配体制的失衡。相对于这个规模而言，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都是鸡毛蒜皮。

    这种城市化的道路，正是中国目前征地强拆屡发的根源。应当在全局上重新审视，在顶层上重新设计中国城市化经济转型的基本制度。

    城市化转型核心是两头，一头是土地，一头是房子。在土地这一头，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2006年实行的耕地占补平衡挂钩，这个挂钩政策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在实际的运行中，耕地占补平衡挂钩实质上否定了级差地租的存在，无法在根本上实现平衡，而且这个平衡收益的分配也与农村居民没有关系。

    而在房子这一头，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就是农民要进城，农民要进城，核心问题是房子。在人口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农民工要解决的不是收入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在城市里面没有住房，住房是他们的实质性的最大的问题。

    2010年在所谓“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下面，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又上涨了40%，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调控是成功的。尽管下半年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勉强压住了上涨的势头，但是现在还处于紧张的僵持阶段。楼市调控没有抓住“要害”，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下，企业普遍涉及房地产业务，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无法阻挡。

    目前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设计完全扭曲，都是交易税，是加在老百姓头上的，而对于投机者则未能采取有效的办法。

    对于保障房，我非常赞成住房建设应当走双轨制。不过，必须首先定义清楚保障房的概念，明确其退出机制，否则就可能重蹈经济适用房的覆辙，变成另一种不公平的分配。为什么群众对保障房有那么大的意见？就是在于保障房里面被塞进了太多的“私货”。所以保障房一定要立法。    (记者吴黎华根据发言整理)

    “十二五”的经济转型，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其核心就是中国城市化的转型。中国还处在城市化的前中期，未来还将有5-6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这将是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产业和社会的转型。

    正是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存在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严重脱节。中国目前工业化已经处于很高水品，其占G D P近50%，产出则为60%；而目前城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则仅为32%-33%，相比之下，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则一般为60%。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最大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造成了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不顺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道路方面，中国已经不自觉的走上了一条严重偏离了正确方向的道路。中国目前“表面光鲜”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是利用城乡土地价格差掠夺农村居民，利用农村居民的土地积累来进行城市化。在这种路径模式下，每年有数万亿的财富从农村居民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城市的手中，而正是这种每年万亿规模的再分配，造成了中国整个分配体制的失衡。相对于这个规模而言，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都是鸡毛蒜皮。

    这种城市化的道路，正是中国目前征地强拆屡发的根源。应当在全局上重新审视，在顶层上重新设计中国城市化经济转型的基本制度。

    城市化转型核心是两头，一头是土地，一头是房子。在土地这一头，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2006年实行的耕地占补平衡挂钩，这个挂钩政策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在实际的运行中，耕地占补平衡挂钩实质上否定了级差地租的存在，无法在根本上实现平衡，而且这个平衡收益的分配也与农村居民没有关系。

    而在房子这一头，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就是农民要进城，农民要进城，核心问题是房子。在人口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农民工要解决的不是收入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在城市里面没有住房，住房是他们的实质性的最大的问题。

    2010年在所谓“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下面，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又上涨了40%，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调控是成功的。尽管下半年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勉强压住了上涨的势头，但是现在还处于紧张的僵持阶段。楼市调控没有抓住“要害”，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下，企业普遍涉及房地产业务，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无法阻挡。

    目前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设计完全扭曲，都是交易税，是加在老百姓头上的，而对于投机者则未能采取有效的办法。

    对于保障房，我非常赞成住房建设应当走双轨制。不过，必须首先定义清楚保障房的概念，明确其退出机制，否则就可能重蹈经济适用房的覆辙，变成另一种不公平的分配。为什么群众对保障房有那么大的意见？就是在于保障房里面被塞进了太多的“私货”。所以保障房一定要立法。    (记者吴黎华根据发言整理)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3个1万亿拷问中国金融

    从金融角度看，2010年有三组数字值得深入分析。我首先要说的第一组数据是3个1万亿。2010年，银行体系税后利润会首次超过1万亿，央企的盈利首次达到1万亿，通过资本市场的筹资也达到1万亿。在实体经济的盈利并没有明显改进的情况下，社会上大量的盈利集中在银行这个环节。这个格局有没有改进空间？如果有，应该怎么改进？

    第二组数据，刚刚公布的2010年金融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 2达到72.58万亿。按照2010年底的汇率6 .6来换算，应该超过十万亿美元，我们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货币发行国。

    第三组数据是，外汇储备2 .85万亿美元，其中去年四季度增加1990亿美元，很快就会达到3万亿美元。

    就这三组数据，我首先要分析的是，这些数据显示，放松金融业的管制，由货币高发行刺激增长转向经济发展多样化、金融机构多样化，在下一阶段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把比较多的资源都集中在银行，可能有它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比如说帮助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消化国有银行多年累积的不良资产包袱。所以我们刻意对银行业的利差保持了一个高水平，目前中国银行业利差约在3.8%左右，虽较2008年5%的历史高点有所降低，但相比发达国家1%-2%的水平而言，仍然过高。

    再做一个推演，大量的金融资源集中在正规的银行体系，集中在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怎么把这些社会资金引入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虽然，现在降低了对社会资金进入这些地区的金融业的准入门槛，但在实际执行中，准入门槛的严格程度远远高于监管部门批复的门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说的第一点是，中国的M2达到72 .58万亿，银行利益税后利润首次达到1万亿元，再结合我们现在国有银行成功的股份制改革、上市，应该说是时候推进放松国内金融业的管制，吸收社会资金的准入，降低这种净利差和社会价值过分集中在银行业的格局。

    如果改变不了这一格局，就会衍生出第二个担心，如果依然保持高利差、高保护的融资结构，那么信贷大幅压缩的空间不大。而且，我们继续大量的投资贷款，这些贷款贷给谁呢？当然是一些大型的垄断型的企业。由此，就有了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1万亿，大型央企的利润过1万亿。

    再推演一个是什么呢？在各项政策工具里面，似乎现在最优选的工具还是信贷调控。实际上，社会融资已经越来越多样化，仅仅控制信贷已经不能够很好地反映真实的社会流动性的状况了。信贷投放这个工具已经被反复证明，有其天然的缺陷。在社会融资多样化之后，你的政策调控效果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和重新评估。很多人批评2009年信贷投放过多了，我觉得仅仅看信贷，这样的批评存在偏颇。因为，实际上整个社会流动性状况，或者叫社会融资总量，它不仅是信贷，还包括信托计划，直接融资票据、债券，2009年其他的直接融资管道被冻结了，9 .59万亿的信贷弥补了其他融资的不足。

    在目前非常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要取得好的效果，就一定是可预期的，与市场预期大致比较吻合的，因为这样往往使预期比较稳。你比如美联储发布的每次开会的报告，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反对的理由是什么，赞成的理由是什么，我预计下一个季度、下半年核心C PI大概什么水平，如果到什么水平，我可能就会加息，给市场一个大致比较稳定的预期。这样整个市场，整个实体经济，整个经济主体的预期才会顺着宏观政策引导的方向去走。

    再一个，利率的市场化是不是应该启动了，官方利率不用经常地调整，给金融机构一定的对利率的浮动权，让他能够灵敏地调整，同时通过适当的竞争，来促使银行改进服务，关注中小企业，关注更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降低过度投放信贷的冲动。    (记者刘振冬根据发言整理)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将会持续

    展望2011年全球经济，在没有发生大的突发事件的前提下，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总体将与2010年类似，即实现按市场汇率计算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4%低速增长的概率较大。不过，以下8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全球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将会持续。根据国际机构的预测，2011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6%降至2.3%，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会从1.7%降到1.5%，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会从2.8%降到1.5%。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G D P占到了全球G D P总量的一半以上，一旦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就会导致全球总需求的不足。

    第二、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虽然基本上趋于稳定，但基础仍十分脆弱，其资产负债表和债务情况都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主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大的商业银行，它们的有形资产将会陆续到期，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金融状况可能会发生恶化。有预测称，届时美国和欧洲可能还要关闭上万家乃至五万家分支机构，这对整个金融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复苏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公共债务问题将导致人们对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发生变化。美国和欧洲为了降低财政赤字，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金融机构在市场上争夺资金，这将对经济复苏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此外，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加剧，爱尔兰和希腊之后，下一个国家有可能会是西班牙。西班牙今年四五月份很有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危机，而其经济规模要远远大于爱尔兰和希腊。

    第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利用空间已经到了极限。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0%到0.25%。日本的利率维持在0%到0.1%，欧洲的利率一直都在1%以下，这些都是历史的最低点，货币政策利用空间很小。就财政政策而言，欧盟政府债务占G D P的比重规定不能超过60%，但现在平均达到85%左右，是历史的最高，可见财政政策的空间也很小。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方面的空间日渐萎缩。

    第五、发达经济体奉行的极度宽松政策的外溢作用已经体现，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本币升值以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压力剧增，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增强，而美国下一步量化宽松政策很可能会给全球带来新的麻烦。预计未来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将稳中有升，以国际油价为例，预计今年会在80美元到110美元之间，平均值大概在95美元。

    第六、汇率问题。大家普遍认为，今年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收窄。美元对日元汇率将略有升值；由于欧洲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拖累，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将是趋于贬值的态势，但是幅度应该不会太大。

    第七、全球金融监管将面临问题。由于巴塞尔协议Ⅲ在2010年得到通过，而且在2015年1月份之前各个国家要落实，这导致了未来几年全球经济走势将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的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金融高管的收入问题也有一些规定。

    第八、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当时召开的G 20首脑会议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应对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各个国家很容易形成共识。但到了今天，全球经济已经复苏，且复苏的步伐高度不一致，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各个国家的诉求会开始变化，分歧和协调的难度也将会越来越大。    (记者陈伟根据发言整理)

    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通过转型建立外贸新优势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保证经济平稳增长，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是当前主要任务。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需要把握好三个问题。

    首先是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因素应逐步转移到依靠内需支撑发展的模式。政策的着眼点是明确的，要积极扩大内需，但同时也要注意继续发挥出口的作用。如果我国经济能够成功转型成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有利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从现实层面来看，这种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鉴于目前我国外向型经济比重依然很高，2010年，全年货物出口已超过1.5万亿美元，不论净出口对G D P增长的贡献如何计算，我国的出口规模目前是世界第一位的，其所拉动的国内就业和出口贸易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应兼顾好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确保“十二五”期间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调整。

    二是要处理好贸易平衡的关系，扩大进口逐步实现我国贸易的基本平衡。应采取积极的方式实现贸易平衡，避免采取任何打压出口的方式实现贸易平衡。我国目前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由国际经济分工格局决定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从目前来看，还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目前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鼓励扩大出口，以出口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我国目前虽然面临着巨额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但很多矛盾反映的是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方面的问题，单靠实现贸易平衡未必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现阶段我国的出口主要仍集中在中低端产品和附加值较低的产品，这样的外贸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要努力改变现有的贸易格局，积极拓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巩固和提高现有产品的竞争力，加快构建我国对外贸易新的竞争优势。

    三是要把握好“十二五”开局前两年这一外贸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提升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从国内方面看，要抓住产业升级不放松，不要因为其他的经济矛盾或新的压力就放松了结构调整这一主线。外贸转型升级的第一步首先是要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效应。在外贸企业积极应对危机、转型升级的同时，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加大引导和支持的政策力度，尤其是重点针对研发和营销两个环节。鼓励和支持企业研发，鼓励企业在海外建立营销分支机构和营销网点，加快推动产业链两端的发展。此外，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在产业布局调整上，东西部的互动、产业转移和承接都是外贸转型的重要内容。

    从外部因素看，应该促进不同形式的海外投资，通过兼并、重组，构建企业自己的海外营销网络和流通设施，形成中国自己的跨国经营能力。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形成相当一部分海外盈利，那么这将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转型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摆脱掉过度依赖货物贸易出口的格局，缓解贸易顺差面临的巨大压力。

    此外，还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现在世界的竞争更多是经济主导权和话语权的竞争，中国今天已经到了必须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阶段。旧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被打破。目前新的能够被各方接受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仍然处于探讨之中，中国在这个时候应该积极参与，提出新的治理理念和新的维系世界经济公平公正的制度性安排意见。    (记者孙韶华根据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