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近日印发通知，决定自2011年2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31项涉及企业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这是继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之后，又一次为企业和社会减负的举措（2月13日《人民日报》）。

　　取消行政事业收费对促进依法行政，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保持经济发展活力，都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尽管我国一直致力于推进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也取消了不少收费项目，然而行政事业性收费仍层出不穷。

　　从道理上讲，行政事业单位作为服务机构，已经享有纳税人通过纳税提供的活动经费，不应再向社会收费，正因如此，社会和舆论早就呼吁，行政事业性收费应逐步终结。显而易见，要清理不合理的行政事业乱收费，必须采取“两头堵”：一是对已有的进行逐步清理、取消；二是严格控制新增收费。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在收费方面任意性过大，给人感觉，动不动就收，想收就能收。一项调查显示，被作为行政收费依据的红头文件全国有7000多件，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不过30余件。如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就曾表示，越权立项、无证收费、收费不公示、任意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坐收坐支、只收费不服务等现象普遍存在。一些行政事业收费，征收标准缺乏透明度与严格的规范，从而成为部门敛财的工具，也滋生了大量腐败。

　　当前我国的绝大部分行政收费项目来源于行政机关的自我审批，而非法律的授权——虽然自1999年起，全国人大就在酝酿起草《行政收费法》，然而多年过去了，《行政收费法》仍未出炉。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行政权即便侵犯了公民的合法利益，也不受司法的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各级政府三令五申严禁乱收费，仍然难治行政乱收费这一顽疾。

　　缺乏法律规范的行政事业收费，很容易变成“乱收费”，从而成为部门敛财的工具。去年媒体曾报道，江西乐平市的交警部门竟然搞起了罚款包季、包年制，车主只要交1900元可保一个季度不罚款，交8000元就能保证一年不罚款。

　　某种意义上讲，限制收费权比取消收费更重要。因为，在公权力中，行政权力是最具扩张性的权力，稍有不慎就会演变为一匹桀骜不驯的脱缰烈马。在法治成熟国家，除法定税收外，政府不得向公民收取其他任何形式与名目的费用。看来，要真正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事业收费，就必须依法对政府的收费权力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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