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亏空，并不是上海一座城市的问题，而是中国各地共性问题。如何解决这一亏空，一地的做法可能就有了示范性。上海在“咬着牙往上涨”后，目前策略倾向于：从来钱最快最容易的土地出让金中拿钱。而这笔资金原本主要用于同是民生重点工程的保障房建设。也就是说，不过是把民生的这块肉割一点，补民生的另外一个缺口。对于民众来说，丧失的依旧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权利保障。

　　对于社保亏空，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历史原因，一旦带上这样的字眼，就意味着一不能追责，二无法弥补。其实，这所谓的历史问题，也就是20年前的事。社保采取的是现收现支的筹资方式，即从现有在职人员那里筹集资金，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从而形成“下一代供养上一代”的社会契约。亏空的主要原因在于90年代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大多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员工，他们没有缴过一分钱的保险。但这些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国家却通过改制，将养老的包袱丢给了刚建立的社保体系。一旦接棒的人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亏空就会以震惊的形式展露出来。而上海，在经历过社保案后，紧跟着是老龄化程度的加速，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面对亏空，需要担责的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管理者。国企在进行改制和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后，应该及时补上当年把养老包袱丢给社保造成的缺口，而不是不管包袱，却独享收益。所以，上海用国企收益充实社保基金的做法有道理，但动用土地出让金，则值得考量。

　　对地方政府来说，填补社保基金的亏空，其实涉及到财政蛋糕如何分配的问题。解决的方式应该是向政府倾斜的少点，而给民生保障的更多点，也就是约束行政支出，从以往庞大的行政管理费用和“三公”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充实社保基金，而不是只在原本就不够的民生保障份额里，拆东墙补西墙。而且，用土地出让金充实社保基金的做法，更大的危害在于，一旦社保基金对土地出让金产生了依赖性，那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就更难根除，正在试点和酝酿中的房产税不仅起不到遏制土地财政的作用，更会加重民生的负担。

　　从根本上来说，除了历史原因造成的亏空，也有中国目前养老基金的资产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据毕马威公司估计，2006年中国养老基金的资产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7％，而韩国的这一比例为33％，日本则为50％。所以，需要从制度上扩大养老基金占GDP的比重。就在14日刚有消息说，中国去年GDP总量超日本，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各地公布的去年GDP数据中，17个省超万亿元。可如果面对社保亏空，国家和地方政府“兜底”的方式，只是将原本用于其他民生保障的财政收入，补贴到养老基金，而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根本的解决之道，那显然是对这一重大民生问题不负责任的轻视。

　　国富之后如何实现民富，是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现实课题。养老基金的正常运转显然也是实现民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一种民生保障，本身也负担着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而要实现这些功能，就需要政府在对历史原因造成的亏空注资的同时，加大这些基金收入的累进性。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在住房和养老方面的欠账是相似的，怎么能得过且过的互为补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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