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过后,国内一些经济先发地区的用工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并且 “每况愈荒”。于是,有人想起了20年前过世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的“拐点”,即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之点,且据此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耗尽或已然耗尽。

　　“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在城市化率尚不到50%的中国出现,论者有证,疑者持据,确是个仁智互见的问题。不过,现实中的问题却绝非某种理论所能拐动。我们看到的“用工荒”是实实在在的,此非用工雇主虚言。然而,我们也确实看到还有大量农村甚至城镇的劳动力闲置在那里。这就是说,中国在尚有大量人口红利的时候,放着红利不用,却开始体验“刘易斯拐点”以后的没有红利的“紧日子”了。问题是,“被闲置”的人口红利不仅不会生息,而且还会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而消耗递减,直至消失。

　　诚如人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当下的“用工荒”,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是经济先发地区产业升级的结果,也是随着部分地区“三农”问题的逐步缓解,一些农民工回流农村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民工荒”的出现也并非必然。

　　一个人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有价值的劳动力,其前提是具有劳动技能。劳动技能的多寡,是决定劳动价值大小的“定价”标准之一。而劳动技能的多少,又基本取决于劳动力所受教育的多寡。应该说,从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尤其是基础教育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短缺”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倒是,即使早有论者预料到了迟早会出现这种所谓“结构性短缺”,却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来防止这种短缺的出现。并且,更让人们担心的是,现在这些被视为人口红利的农民工的后代,未来仍有太大的可能步其前辈的后尘,因劳动技能不足而继续成为“被闲置”的人口红利,“牺牲”在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构”下。

　　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刘易斯拐点”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与结论,有许多限定的条件,这使得中国现时的“民工荒”很难被“拐”进哪个理论架构。不过,刘易斯的“拐点论”还是可以成为我们分析“民工荒”的一个得利工具。不是已经有许多经济先发地区的用工企业,在提高劳动者报酬以吸引就业了吗?当然,价格是市场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仅此还不够。把“被闲置”的红利用起来,并且让红利不断产生出来,就必须让农民工“拐”进城镇,让农民工的后代“拐”进城镇的现代教育体系,或者,让城镇的现代教育体系“拐”进农村。

　　因之,现时“民工荒”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部分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他们对城市中那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禁入壁垒走而避之。须知,现在的农民工进城,不仅图眼前生存,还要谋未来发展,而后者正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有流动的社会,方为有活力的社会。农民工在社会身份上的流动,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整个中国都将分享这笔巨大的红利。真如此,则何谈“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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