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要GDP 更要幸福感

　　年过七旬的张大爷在北京京客隆超市不停地转悠，他来到摆放牛奶的柜台前，不时抬头看一下柜台上同类商品的价格，取下来再放上去，反复对比后，将三元牛奶放入了购物筐。

　　记者上前询问GDP是什么，张大爷满脸的疑惑，“GDP？不关注，我只关注商品的价格是涨了还是降了。”张大爷的几句话道出了GDP面临的尴尬：跟老百姓不直接相关，更不能用其来衡量老百姓的幸福，干吗关注它？2011年3月，众所关注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要公布，跟“十一五”相比，GDP指标该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GDP指标将何去何从？

假如没有正确的态度，幸福指数也可能成为另一种GDP，也会出问题。CFP

　　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但是，关于GDP的诟病由来已久。如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等等。而民众呼声最多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是，GDP不能反映民众的幸福指数。

　　“比如你今天把路挖了，明天把路又修好了，之后再挖路，再修路，这些都计入GDP。看起来GDP增长了，实际上大家的福利被损害了。这是很典型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其实，不只是中国，欧洲各国也正越来越多地表达对GDP这一货币指标的不满，着手寻找反映政府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是否成功的替代指标。英国首相卡梅伦去年底宣布，打算建立衡量国民福祉的指标体系，可能纳入民众生活满意度等评价指标。法国总统萨科齐先前也作出类似努力。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始探索提出替代GDP指标的绿色GDP概念，但是由于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GDP的“权威”依然没人能够撼动。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GDP是有问题，但仍然是当前考核经济的最好的一个指标，“别的国家找指标代替，也不可能找到别的指标来代替，哪个国家也少不了GDP。”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邓聿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管中央强调与否，GDP指标事实上还会起着一个重要的风向标的作用。“首先是因为有一种惯性，大家都会想着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其次，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来代替GDP前，也只能用它去衡量、考核地方官员。所以它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尽管GDP角色重要，但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并未像历次五年规划的建议那样提出GDP增长的目标，淡化GDP指标被认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祝宝良认为，在“十二五”考核指标中，GDP和人均GDP指标肯定是要有的，只是在考核GDP这个单一指标的情况下，还要考核其他一些比如节能减排、公共服务等的约束性指标。

　　记者注意到，“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有22个考核指标，不仅仅强调GDP，节能减排、就业指标也在“十一五”中规划体现出来，“‘十二五’规划应该还会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从国家的角度，是在逐步淡化单一的GDP考核。” 祝宝良说。

　　尽管中央明确要求未来五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但某些地方抛出的GDP超高增长目标表明，“落实仍是最大难点”。

　　其实，GDP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从来没有在政府或者党的文件中出现和罗列过，但实际上却一直是按照这个指标进行考核的。“中央考核省领导，是大面上的考核，当然还有其他考核指标；但是到了地方，省里对市里的考核，经济指标应该还是第一位的，这没什么可说的，交了多少财税（跟GDP直接相关的就是财税），这个是最直接的。”张晓晶说。

　　一些人喜欢把GDP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的幸福感对立起来，似乎GDP涨的快是以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实际上，GDP增加带动了人们薪资的增长和就业机会，而GDP增速放缓在督促政府改善民生的同时，也增加了普通人就业、生活的压力。（《环球时报》马红漫）

时事点评：要GDP，更要幸福感

资料图

　　幸福感是一个人人可言说的话题，由此出现了“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不过，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的现象呢？

　　事实上，就世界范围来说，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经济发展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也会同步增加，但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同步均衡增长，产生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

　　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等学者的研究，在过去的50年中，尽管收入不断增加，但美国和日本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欧洲自197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国民幸福感也没有增加。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国民的幸福指数明显滞后于GDP增长。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劳动保护差、劳动者精力透支和职业枯竭，而各种权利权益得不到保护更是重要因素。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职工的总体工作幸福指数处于中等偏下状态，基本上每10个在职人员就有3个人的工作幸福度偏低，工作压力已成为中国居民的第二大痛苦源，占痛苦来源的16.5%。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国人的幸福感怎能提升呢？

　　一个各方面都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并行不悖、平衡发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持续下滑，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失衡，甚至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关注公众的幸福感，要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

　　另外，不应把幸福感与GDP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这决不是要在GDP与幸福感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对GDP，应重视之而又不以之为尊。将GDP与幸福感等指标相互补充，作为考察社会发展进步的依据，才有益于社会的和谐。

相关链接

• 上一页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