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备受关注的药家鑫涉嫌故意杀人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五个月前的一天晚上，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将女服务员张妙撞倒，下车察看后对张妙连刺数刀致其死亡，并逃离现场。这宗由交通肇事转化的杀人案，引发了群情激愤并延续至今。自此案开庭以来，网上一片“喊杀”之声。

　　这种情绪也波及了药家鑫的辩护律师。在网易的留言板上，最受追捧的前五条留言，有三条直接指向律师，随之附送的都是“讼棍”、“没人性”、“禽兽不如”等字眼。在控辩审三角结构中，控辩双方本应“平等武装”才能维系司法天平的均衡，但律师天生弱势，其民间身份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备受冷落，传统的耻讼观念强化了律师在诉讼中的边缘地位。一碰上律师为“坏人”张目，自然骂声四起。

　　这种对律师的贬损当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法治生态。西方有法谚将法庭比作情场，在法庭上所有的手段都被视为公平的。作为被告人的代理律师，自然要处处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即便是为无恶不作的杀人犯辩护，也是司法必需，是公正的基石。如果我们认同杀人犯也需要审判，也理应进一步认同杀人犯也需要律师。

　　原则上，公交司机不能拒载乘客，辩护律师也不能拒绝被告。律师在法庭上为“坏人”说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告人在法庭上没有律师为他说话。律师并不是正义的化身，更不代表公正，在我看来，律师充其量只是为正义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而法官才是正义的“制造商”——法官需要对律师提供的材料进行筛选、判断，并最终以裁判的形式宣告正义的实现。在本质上，辩护权和控诉权都具有“建议”属性——建议法官如何裁判，而提出建议并不意味着必然被采纳。若站在辩护权的基石上，来观察药家鑫案中的律师表现，也就不那么令人激愤了。

　　网友最为反感的，是辩护律师建议法庭对药家鑫从宽处理，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药家鑫属激情杀人；二是药家鑫是在校大学生，过往无污点；三是药家鑫有自首情节。上述种种，不过是律师一家之言。且不说药家鑫的行为很难归属到“激情杀人”之列，就算是“激情杀人”，也不是法定的“从宽”情节。依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从宽或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杀人案有：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等。药家鑫肇事后以“农村人难缠”为由，对伤者动了杀机，这种源于内心的犯意，并不在司法的宽宥之列。

　　而将药家鑫描绘成“根正苗红”或“品行兼优”，并无太大意义，刻意强调被告人的“在校大学生”身份，无非是强化了被告人“知法犯法”的特征，这些均非法定的从宽情节。对自首犯，确实可以从宽，但法律给出的“从宽”前提是“可以”——亦即交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

　　对于一个未决案，我们无需过分担忧律师的辩护意见会否成为最终的裁判结果，相信法官会基于事实和法律，慎重考虑辩护意见的可采性。网友之所以又激愤又焦虑，或许并不在药家鑫案本身，而是因受“李刚门”等事件的影响，对司法不公有了刻板印象。也唯有通过实现个案的公正，才能逐渐校正这种令人忧虑的社会情绪。（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