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男性人口过剩社会 性别失衡致“娶妻难”

　　年龄、性别结构失衡——

　　10年后，上千万适龄男性“娶妻难”；30年后，平均每5人中就有1位65岁以上的老人，“婚姻挤压之痛”与“未富先老”交织，影响社会安定和幸福感指数

　　进入不惑之年的钱芳时时感到一种压力，因为要面对“2个人照顾4位老人”的无奈。

　　“我是独生女，我先生虽然有一姐姐，但在国外。”钱芳说，“我们两家老人均过70高龄，哪天谁病倒了，都够我累的。”

　　随着出生人口大幅减少，我国人口金字塔底座日趋缩小，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失衡，老龄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便是明证。

　　以国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上海为例。尽管因外来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补充，上海短期内还不会出现用工荒，但全市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却供不应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

　　据联合国最新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白发族以年均800万人的增速壮大。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面对汹汹而来的老龄化态势，“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不加快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将“窒息”未来经济的发展。

　　令钱芳担忧的还有上小学的儿子：“不好好学习，将来都找不到媳妇儿。”无论身居北京还是回福建老家探亲，钱芳发现，幼儿园和小学里的男孩明显比女孩多。

　　“我国正迎来一个男性人口过剩的社会。”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持续30年来，累积效应已现端倪。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19岁以下年龄段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120万。预计10年后，将有2400万“剩男”面临娶妻难。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带来婚姻挤压之痛。”田雪原说，当庞大的光棍大军高唱“我想有个家”时，谁去慰藉他们苦闷的心灵？小康之家是小康社会的基础，连个家都成不了，何谈幸福感？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人口地区分布失衡——

　　“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2050年全国流动人口将达3.5亿人左右，留守农村的“三六九”人群将形成人口“洼地”，导致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

　　在我国对计划生育管理末梢的设计中，全国6万多个乡镇、街道都设有计划生育办公室，平均每个乡镇有6人左右，每个街道有3人左右。散落到每个社区，通常只有1人。

　　一线计生员王蕾管理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新建社区。小区住户多是外地人，他们大多从事私营经济，不管贫富，都不享受城市的福利，也不愿遵守城市的规则。

　　而这个群体恰恰是生育率较高的人群之一。作为北京市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区，海淀区300多万总人口中，流动人口近1/4，高达80万人。“在我们医院出生的二胎，90%是外地来的。”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有关负责人透露。

　　“我们正进入一个‘流动时代’。”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拉动下，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迁移。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2050年将达3.5亿人左右。

　　在城市化大潮中，大批农村新增劳动力离乡又离土，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聚集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导致人口地区分布失衡。

　　这种分布失衡首先表现为人口过度向城市流动，给城市资源环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空前压力。“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流动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日趋突出，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难度加大。比如，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服务经费投入缺乏有力法律依据，大部分社会兴办的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仍有很大比例的流动人口未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未被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等。

　　这种分布失衡还体现在农村地区出现人口“洼地”，使新农村建设缺乏人口支撑。近年来，许多村庄已无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只有大批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三六九”人群，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如果农村人口“洼地”局面不能得以改善，不远的未来，城乡二元结构或将无以立足，取而代之的将是积贫积弱的农村被喧噪的城镇彻底“吸空”。如何克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是广义人口均衡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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