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个进入灾难现场”
位于基辅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副馆长安娜卡拉列夫斯卡(音译)说,科斯汀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最著名的摄影师,但拉斯卡佐夫(音译)却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第一个摄影师,作为核电站的专职摄影师,他在核反应堆爆炸当天就被允许进入现场。
在1986年4月26日中午,也就是核反应堆爆炸数小时后,拉斯卡佐夫制作了一份关于受损核反应堆的视频资料,并递交给了在附近办公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当天晚上11点,拉斯卡佐夫拍摄的照片也被递交到特别委员会,但照片被有关当局扣压。
拉斯卡佐夫拍摄的照片只有两张在1987年被公开发表,但却没有标注他的名字。在经过多年的癌症折磨后,拉斯卡佐夫去年病逝,享年66岁。
“我在最危险的距离拍照”
1986年5月12日,也就是核事故发生两周多以后,苏联《真理报》首次刊登了核事故现场照片,照片由莱皮克(音译)三天前在直升机上拍摄。“如果现在我被命令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不会再答应了。因为人会轻易死掉,却一无所获。”现年65岁的莱皮克说。
1993年,曾在距离核反应堆只有25米的地方进行拍照的摄影师祖法拉夫(音译)死于核辐射引起的疾病,享年只有52岁。
内幕
事故消息曾遭封锁
切尔诺贝利博物馆珍藏着一幅具有辛辣讽刺意义的照片,年轻的妇女们行进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的队伍中,她们微笑着,浑然不知灾难就在她们身边。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当时的媒体没有立即公布消息,但小道消息却像长了腿一样。人们纷纷传言,领导们已经先将自己的亲属撤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而当局仍然不顾显而易见的灾难,要求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如期举行。
但在核电站工人居住的普里皮亚特城,秘密就少多了。1986年4月27日,当地居民们看到了穿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当时的救护车司机安纳托利首先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他连续两班倒地工作,这几乎让他送命。
安纳托利的妻子,现年62岁的柳德米拉回忆说,她当时问丈夫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时为什么不先想想自己的家人。“不用担心,”丈夫对她说,“祖国将会照顾你的。”
但柳德米拉认为祖国辜负了他们,在核事故爆发的头两周,官方一直保持沉默,当局的冷漠成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不容忘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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