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跳出中东外交“各方都不满意”境地

　　“各方都能接受，但也都不太满意”

　　“没有安全保障的经济利益，就犹如建立在沙子上的建筑，海水一来就会轰然倒塌。”这是西方给中国的忠告

　　海口网消息4月26日  从班加西市中心驱车向西，十多分钟后，一大片建筑工地平铺在眼前，高耸的吊塔，密密麻麻的钢筋，那写着“中国建筑质量重于泰山”的中文标语，在炎热的风中耷拉着。

　　两个月前，这里还是机器轰鸣，远道而来的中国工人干劲十足，如今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散落在地的安全帽、工作服，随意停放着的铲车、搅拌车开始起锈。还有附近被炸毁的汽车和坦克，以及墙壁上斑驳的弹孔，都显示这里不再是工地，而是战场。

　　利比亚的乱局导致3万多名中国工人撤离，众多中国公司丢下数百亿美元的工程项目撤退。尽管中国政府组织的大撤退迅速而有序，显示了中国的实力，但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约10亿美元的成本。如果再加上工程项目所受到的影响，经济损失一时难以估量。

　　坚守这片工地的当地男子艾沙拉夫，希望中国朋友早日归来。但显然，他一时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

　　西方媒体在评价中国政府组织的此次世纪大撤退时，看到了中国中东政策的脆弱性——“没有安全保障的经济利益，就犹如建立在沙子上的建筑，海水一来就会轰然倒塌。”这是西方给中国的忠告。

　　虽然实际情况或许没那么严重，但中国反思自己的中东政策，做到未雨绸缪，无疑是明智的。三四月之交，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出访中东五国。因为正值当前阿拉伯地区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因此访问目的外界猜测众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正为下一步中东政策的调整做准备。

　　九载特使外交，作为太少？

　　3月24日，吴思科抵达特拉维夫。前来接见的以色列副外长阿亚隆，并未戴上领带，以营造会晤的轻松气氛。阿亚隆用外交辞令对中国表达了感谢，会晤后两人在中以两国国旗前握手留恋。窗外是地中海湛蓝的海水。

　　以色列是吴思科特使此次访问的首站，随后他依次访问了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卡塔尔。这与以往不同。去年9月吴思科作为特使出访首站，选择的是约旦。而前任特使王世杰2009年2月出访的首站，选择的则是埃及。

　　出访首站选择阿拉伯国家，符合中国“立场略偏阿拉伯”的外交“传统”。那么，此次行程上的变化，是否预示着中国的中东外交有着某种调整？外界一时难以判断。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表述来看，亦难发现新意。3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向媒体通报吴思科此次中东之行，称“就中东和平进程和当前地区局势与有关各方交换意见”。

　　更有细心者发现，阿拉伯国家会见吴思科特使的官员级别，普遍比以色列出面会见的要高，并且以往的情况类似。这被解读为，相对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对待中国特使的到来，更加热情，更为重视。

　　在评价此次出访的效果时，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并不乐观。他认为，此次出访的目的与当前阿拉伯大变革密切相关，“一些国家的政权发生变更，新生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需要了解它们的立场。”但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原因是中国“提不出自己的方案。”

　　马晓霖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常驻北京的阿拉伯人士伊扎特同样持谨慎态度。其实，早前就有香港媒体说得更为直接：中国的中东特使外交，除了召开记者会解释中国立场、例行巡访之外，并无多大建树。马晓霖则认为，中国在中东问题上“韬光养晦”多，“有所作为”少。

　　已经退休在家的孙必干，是前任中东特使，他曾经担任过中国驻沙特、伊拉克以及伊朗的大使，是一位外交界的老前辈。谈到中东特使的工作，孙必干说，我们的政策是公正的，平衡的，略偏阿拉伯，与国际社会主张基本趋同。“各方都能接受，但也都不太满意。”

　　孙必干的前任即首任中东特使是王世杰，同样是一位曾在阿拉伯国家长期担任大使的老同志，熟知中东事务，也同样是在花甲之年担任特使重任。“(中东外交无建树)与特使本人的能力无关，而是中国缺乏影响中东局势的战略和手段。”一家香港报纸如此说。

　　自2002年设立中东问题特使以来，中国的中东特使外交已经走入第九个年头，它设立的背景，据说是2000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巴勒斯坦时，应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建议。当时，阿拉法特希望中国能在中东和平进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骑墙”还是“平衡”？

　　阿拉法特那时的期望，同样也是不少阿拉伯人现在的期望。伊扎特说，在中东地区，相比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中国更有优势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因为在阿拉伯国家看来，西方和俄罗斯的立场都有偏颇之处，中国则相对超脱得多，中国提出的建议阿以双方都更容易接受。

　　然而，伊扎特对中国当前的中东政策，颇有看法。他说，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形象一直很好，但是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阿拉伯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少人士，包括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政策“自私”的一面。“眼睛里只有石油，只有经贸数字”，但是“中国不是一家公司，经贸数字增加也并不代表双方的关系有多好”。

　　伊扎特的话近乎抱怨，他似乎更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翻开历史的档案：1967年6月，当以色列向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六·五战争”时，中国政府不仅立即发布了谴责声明，还在北京组织了三天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阿拉伯国家。中国还曾为支持阿拉伯人们反对美英军事干涉，不惜在台湾海峡炮击金门、马祖，牵制中东地区的美军调动。

　　那是曾经的历史，并不能说明现在的情况。现在中国的中东外交，更不太可能回到以往旗帜鲜明地支持阿拉伯国家，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年代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石油。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就列入了中国外交的核心议题。当前，中国石油一半的进口来自中东，因此中东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国都只是中东这盘棋局的一个新玩家。何况，依靠驻军掌握地区主导权的美国，对中国介入中东事务心怀戒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低调务实的中东政策，似乎是情理之中。

　　伊扎特说，尽管阿拉伯国家理解中国的做法，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认为，中国奉行的是一种“骑墙”的做法——既希望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又不愿放弃与以色列的高科技合作，更不愿意开罪美国。

　　有中国学者辩解说，中国在中东执行的是一种多元平衡的战略，试图在维持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情况下，谋求与自己国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

　　显然，“平衡”还是“骑墙”，取决于中国的中东政策是“利”字当头，还是“义”当头。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有阿拉伯国家认识到中国的趋利性，并且抱怨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新问题。

　　跳出“各方都不满意”境地

　　“道义”与“利益”，两者之间中国似乎难以兼顾，由此陷入孙必干大使所说的“各方都不满意”的境地。为缓解“道义”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找到了一种更为省事的办法——以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立场作为自己阿以政策的标准，也就是说，在阿以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不会超过埃及。在穆巴拉克主政下，1973年埃及与以色列签定了和平协议，自此阿以冲突事实上转变为巴以冲突。

　　坦白说，这样的政策有着某种的取巧性和策略性，不能承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中东地区更加独立地发挥作用。何况，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伊扎特说，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政府不论谁上台，都不可能延续以前的阿以政策，中国要对此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中国不能在阿拉伯国家政策发生变化前做出某种反应和调整，那么就势必陷入被动的境地，中国在中东的经贸利益和石油利益，都可能会受到损害。

　　面对中东问题，中国的外交官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阿拉伯国家内部难以形成合力，二是阿以关系难有突破。孙必干将此总结为两个字：“拖”与“难”。显然，在此种判断下，寄望于中国的中东政策发生大调整，几乎是不可能。或者，即使中国意识到需要调整，但如何调整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毕竟中国手上的“牌”不多。

　　当下，如何确保在中东地区的现实利益，似乎更具迫切性。马晓霖说，现在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盘子已经很大了，不仅有数十万人在那里谋生计，还有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比如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数十万中国人还能轻松撤离吗？那时，中国出动军队前往保护，恐怕在所避免。

　　这正是中国在中东难以发挥独立作用的最大命门。西方将中国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经济扩张”，称之为“将鸡蛋全部放在美国的篮子里”。言外之意，中国将中东地区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到了美国手上。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性，已经向靠近中东的亚丁湾派遣了军舰，常年护航，以确保中东石油运输航线的畅通。此次利比亚大撤侨中，中国的“徐州”号驱逐舰驶入了地中海，中国空军运输机飞越中东上空，都具有象征性。但在外界观察家看来，这还只是刚刚起步，离真正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

　　马晓霖认为，中国在中东地区需要战略预警机制，以及着眼长远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