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一些企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些对劳动法的规避手段也造成加班现象严重。
根据《劳动法》,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企业如果有违这一工时制度,需要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并且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工资。而现实情况是,一些企业安排给员工过度的工作量,客观造成企业从不或很少安排员工加班、但员工如果不自己加班就没法完成工作任务的状况。
远离透支生命的职场灰文化
缓解白领群体普遍的“过劳”现象,一条有效途径在于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法定的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并不在其中。
而邻国日本,从1994年就开始对“过劳死”进行法律干预。死者家属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日本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考察在最后的2至6个月里雇员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
而中国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虽然对工伤界定作了调整,但只明确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职工可以视同工伤。针对“过劳死”的规定仍处于空白。
“要有立法。”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因为没有法律规定,劳动部门没办法监察。
除却法律对劳动者的保障,职场中的人们也必须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适时调整个人的状态,做出自己的选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心稳指出:“作为过劳死高发群体的个体,对是否加班和调节自身健康状况,应该有一定理性的思考和认识。”
虽然白领们没有企业家们的大抱负,但也有小梦想。为了自己的梦想,他们身陷繁华都市,在拥挤的地铁公交里努力找一个立脚之地;埋头在写字楼里,面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天,忘记窗外是雨是晴;穿行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却忘记春天是什么模样,鸟鸣是怎样动听。
针对这种情况,财经评论人易鹏最近在微博上发出“珍爱生命,远离四大”(“四大”指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全球四所顶尖会计师事务所)的呼吁,希望人们远离那种不爱惜身体、透支生命的职场灰文化。或者,“商务楼里的黑砖窑童工”们应该听听在与癌症顽强抗争一年零三个月后、于4月19日去世的32岁的复旦大学青年女教师于娟在日记中留下的一段话:“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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