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战被掳劳工将集体向日本三菱公司索赔3.5亿元

　　对话律师

　　不是寻求和解必须道歉赔偿

　　记者：为什么现在直接向日本公司提出集体索赔？

　　康健：中国劳工在日本的索赔案有14件，涉及三菱材料公司的5件。这些案件的诉讼都经历非常艰苦的过程，但结果并不好，日本法院均判决原告败诉。但诉讼的过程也有很大的收获。最初，日本公司根本不回应是否存在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之后，日本法院认定了强掳中国劳工做苦役的事实，但以“请求权已放弃”为由，驳回了中国劳工的索赔等要求。部分日本法院在审理后提出“劝告”，希望日本有关方面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给予解决。这成为我们向日本企业交涉的契机。

　　记者：诉讼的途径走不通了，你们要寻找新的途径？

　　康健：是的。但跟日本公司的交涉此前也有，这是第一次集体向日本公司提出“解决要求”。

　　犀川治（中国劳工案日本律师团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以及在诉讼结束后，都和三菱材料公司有过沟通和交涉，大约10次。被强掳到三菱材料公司劳作的中国劳工有多个工作地点，如果受害者分别与其交涉，三菱材料公司不同意。因此，我们决定统一解决要求，与其交涉。

　　记者：现在有多少劳工同意这一解决要求？

　　康健：以中国劳工联合会为核心，目前有300多名劳工同意，还有陆续在联系的。

　　犀川治：山东的部分受害者也赞同，已经和他们签署了备忘录。以“解决要求”为旗帜，只要是赞同要求的劳工，都应该团结起来。这次是第一次把统一的解决要求递给三菱。

　　记者：提出索赔3.5亿余元的依据是什么？

　　康健：人均2万美元左右。此前有国外劳工赔偿的先例，我们大体参照这一标准。

　　记者：在这之前，中国劳工和日方已经达成了两次和解，即“花岗和解”、“西松和解”。这次，你们寻求的是否也是一种和解？与前两次和解有什么区别？

　　康健：跟那两次和解相比，我们的要求有4个明显的区别。第一，不能以“中国人请求权已放弃”为前提；第二，不能有救济的色彩，必须是赔偿；第三，必须谢罪；第四，不能对受害者提附加体检。三菱材料公司会怎样回应，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记者：对此次解决的前景怎么看？

　　坂口祯彦（中国劳工案日本律师团律师）：不是非常乐观，需要长期的努力。

　　康健：除了跟公司提出集体解决方案的途径外，我们还在做多种途径的努力，比如在其他地方起诉，还有其他途径。

　　记者：其他途径能说得具体些吗？

　　康健：等做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