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地方将绿化率考核绝对化 生态工程成政绩工程

　　海口网5月18日消息 几乎面对每位到访者，于长青都不忘从电脑中调出两组图片。

　　第一张图片是根据我国森林覆盖率状况绘成的图表，一条呈30度倾斜向上的直线清晰地显示出我国连年递增的森林覆盖率状况——截至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2004～2008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6%上升到了20.36%。

　　另一张图片里则是两排枯死的树苗，没有一片绿叶，整个画面满是土黄色——这是中西部某个国家重点公益林的画面。

　　“为什么森林覆盖率增加了，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依然恶化？”这位清华大学生态保护研究中心前任主任，用手指头使劲敲着桌子。

　　从1997年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顾问开始，于长青就开始关注与植树造林相关的话题。不久前，他撰写了一份题为《反思植树造林》的研究报告，表示应该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植树造林。

　　森林在哪儿呢？我怎么一棵树都没看见呢？

　　我国植树造林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55年——在那一年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还要绿化。”

　　1981年，我国将3月12日定为植树节。3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提出了“力争把全国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百分之十二提高到百分之二十”的奋斗目标。

　　30年来，“植树”早已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公益活动。根据2009年的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截至2009年底，累计有121.1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563.3亿株。

　　从1978年至今，我国启动了包括长江流域等防护林建设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多个“林业重大工程”，共计投入达5000亿～6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植树造林取得的成就，可谓有目共睹。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全世界森林正以每年5万平方英里的速度被砍伐，而中国的植树造林工作逐渐减慢了地球森林面积日益缩小的速度。在世界森林资源持续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正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

　　“其实重视绿化本来是件大好事，但有些人却把生态工程变成了政绩工程。”于长青指出。

　　他发现了一组自相矛盾的数字：根据1987年出版的《中国林业年鉴》，全国宜于乔木林生长而又可用于发展林业的面积为253万平方公里；而根据《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截至2009年，我国累计造林面积已达268万平方公里，远超过253万平方公里的“所有可能形成森林的面积”。

　　于长青表示，这一差别很可能是出在森林覆盖率的计算标准上。部分地方为了追求政绩，把“大量的草原划成了森林”。一位业内人士也曾经透露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把灌木都划为森林，所以森林面积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这代表着什么？”于长青指着一张在阿拉善右旗拍摄的国家重点公益林图片问中国青年报记者。

　　图片中的围栏里，是一株株不到20厘米的植物。于长青告诉记者，这是一种叫红砂的木质化半灌木，却成了“森林覆盖率”的证明。

　　有趣的是，一些牧民在同一块土地上往往既有草原证，又有林地证。曾经有一个哈萨克族的牧民指着被圈起来的“重点公益林”问于长青，“森林在哪儿呢？我怎么一棵树都没看见呢？”

　　“这些森林是人造的，不是植树造的。”于长青这样回答。

　　要按照你说的办，财政拨款就没了，我们的乌纱帽也没了

　　据他观察，很多地方将绿化率的考核绝对化，不论湿润地区还是干旱地区，都要求绿化率达到较高水平。更有甚者，各级政府层层下达造林任务，层层对上级签订责任书。这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森林覆盖率”的崇拜甚至可以比肩“GDP崇拜”。

　　他还记得自己遇到一位地方官员。对方握着他的手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按照你说的办，造林的项目就没了，财政拨款就没了，我们的乌纱帽也没了。”

　　这就不难解释那些违背科学规律的植树造林现象。于长青指出，只有在降水量与蒸发量的比值高于一定量的地区，植树造林才具有保持水土和改善环境的功能，反之，这些树不但很难抵抗水土流失，还会像一个大型水泵一样，造成当地地下水位的沉降。比如，西部许多地方平均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而平均年蒸发量却在3000毫米左右，这种气候特征决定了那里的绿洲面积比例不可能太高。

　　这种盲目的做法，结果大多是“造林项目完成后，造林的人撤了，林就很快全都死了”。

　　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1999年，陕北清涧县油松造林40余万株，仅存活100余株，被群众戏称为“梁山好汉”。2000年，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将400亩固定沙丘推平种柏树，结果柏树无法存活，沙丘却复活了，固定沙丘变成流动沙丘。

　　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尽管我国的人工林面积位居世界第一，但真正保存的面积，只有61.688万平方公里，占实际造林面积的23.5%。

　　著名环保记者冯永锋对这种“伪科学的植树造林”现象深有感触。多年前，他到北京近郊的植树基地种树。他发现为了“给植树让路”，本地树种如山杏、山桃、荆条等都被砍倒，当地的原生生态系统破坏殆尽。

　　“世界上的人去种树，多半只有两种，一种是为了生财，一种是为了生态。”冯永锋说，“第二种有时候更可怕，往往是以生态的名义破坏生态。”

　　不是造的人工林太少，而是砍的天然林太多

　　采访中，于长青一直不忘提醒记者，今年是联合国指定的国际森林年，主题就是“森林为民”。

　　在今年2月2日召开的联合国森林论坛第九届会议上，论坛负责人帕图萨里说:“这是一个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公开邀请，希望号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地方协会共同努力，为当代和后代的利益，对森林实施可持续的经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有研究表明，毁林是造成当前二氧化碳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份涉及13个研究机构科学家的研究报告认为，“毁林导致了全球约1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的汽车、卡车、火车、轮船和飞机。如果不能减少毁林，我们将无法稳定气候。”

　　在于长青看来，这也是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造的人工林太少，而是砍的天然林太多”。

　　1997年，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工作了7年的于长青辞职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也是在这家非官方机构，他第一次了解到野外的植树造林现状。

　　有一次，他到四川省平武县海拔3000米高的原始森林考察，却发现一个月前还阴冷潮湿的原始森林全都没有了，“就像家里的楼顶突然被掀翻了一样，阳光直射下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平武县的森林就被伐木场外包出去，遭到大规模砍伐。90年代，当地的森林检查站光是靠收取运木车的超载费每晚就能赚取25万元。

　　“所谓砍一棵，种十棵，其实就是以植树的名义进行砍伐。”于长青回忆说。

　　冯永锋则这样描述天然林被替换成人工林的过程：将天然林“包装成残次林”，以改造的名义将里面的大树、小树、天然树砍光烧尽，再种上品种单一的各类经济树木。不同的商业目的会种不同的树，快一些的，五六年被收割一次，慢一些的，20年左右也会被砍走。

　　在他看来，这种以种植草本作物的思维种植木本作物，以经营田地的思维经营山地的浪潮，正在让中国变成一个“没有大树的国家”。

　　他解释道，天然的生态系统才可能拥有良好的生物多样性，本应优先给予保护。但人工林的树种单一，林层和林龄都非常接近。天然林地被大面积替换为人工纯林后，表面上看绿色连绵，实际上却只有一个空壳，林下很少有其他植被，动物的种类也很少，菌类几乎没有。

　　在中国的绿化史上，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有专家戏称当下中国南方是“沙家浜”(杉树)，北方是“杨家将”(杨树)，东南是“马家军”(马尾松)。

　　冯永锋认为，人工林水源涵养能力远不如天然林，地面植被覆盖差，易引发火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有研究者曾对西南旱灾进行过调研，将137万平方公里的西南5省市，按照每一万平方公里都进行计算。结果发现，只有在原始森林达到20%以上的地方，大旱才没有造成灾害。

　　前几年，于长青特意去美国考察，发现很难找到一片很纯的杨树林，树木多是混杂不一。而回到自己的山东老家，他发现家门口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的槐树和梧桐树已经被砍倒，一排整齐划一的杨树立在路旁。他感慨说，5月，再也闻不到槐花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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