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突遇车祸离世 大爱父母捐儿器官救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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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患者在等待中去世

　　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名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而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例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的器官移植率高达150：1；而同期美国比例约5：1，英国是3：1。

　　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专家告诉记者，每个星期，他们都会接到数位甚至十多位患者询问肝移植相关情况。但由于供体不足，平均下来，医院每个月只能做1到2例手术。肝病晚期患者等不得，很多人在等待中去世。

　　而同济眼库工作人员则表示，捐献角膜的志愿者确实在不断增加，但八成以上都是恶性肿瘤患者或年纪较大的“老病号”，这些捐献的角膜已经失去了医疗价值，“多被用于科研和教学”。

　　武汉市红十字会介绍，从2000年开始的10年间，该会仅登记受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这两项业务。目前，登记在册人数达5000余人，其中，实现捐献愿望者380余例。

　　2010年3月，我国卫生部重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同年7月，我市正式列为全国11个试点器官捐献的省(市)之一。而11月17日，我省麻城恶性脊髓瘤患者魏霞成为我国重启器官移植条例后，实现心肺、肝、肾、胰腺、眼角膜和皮肤组织等综合捐献第一人(本报曾连续报道)。

　　器官捐献在艰难中前行

　　器官捐献到底难在哪里？

　　武汉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骆钢强坦言，这是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医疗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来说，只要家属在志愿者身后“不变卦”，捐献过程通常都会比较顺利。但这一过程必须在确定捐献者死亡前介入，此时正是家属最难接受的时刻。此外，确定捐献者抢救无效，必须完全符合“脑死亡”的标准，卫生部关于这一标准制定就曾数易其稿，直到2009年才发文规定了脑死亡判定的先决条件、临床判定、确认试验和判定时间等。

　　但真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时，这些书面上的文字就变成了既纷繁又“敏感”的问题和眼泪。家属痛苦、红会为难，“不少捐献就在此时犹豫，最终放弃”。

　　而在国外，器官捐献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比如捐献卡制度。司机从拿到驾照那一刻起就要选择，一旦车祸死亡是否同意捐献器官；随后的组织配型、器官分配都有规定好的操作手续，来保证器官捐献有效有序地进行。

　　我国正在试点，相关立法还不完善，它既涉及捐献者与接受器官移植者的权利和义务，又涉及社会公德、人类伦理等各方面，因此有关专家呼吁配套器官捐赠法规早日出台。（祁燕 周晔 伍伟）

　　(出于对捐献者家属及受捐者的尊重，文中当事者名字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