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dir组织主席巴罗索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
“我明明怀了一个男孩,却被人换成一个死亡女婴,”桑切斯·辛塔多说,“这个故事实在荒唐,就好像医生对我说,我断了肘,却在我的手腕上动手术。”
和其他父母一样,塞斯·纳兰霍现在非常后悔当初接受了医生建议,说不去见孩子尸体对他和妻子都有好处。于是,他只是去塞维利亚的圣费尔南多公墓参加了孩子的葬礼。
今年7月初,他重返公墓,墓地工作人员对他说,遗体已在10年前被迁走,具体地点不详。
在调查中,一些悲伤的父母说,他们之所以允许医院处理婴儿埋葬事宜,是因为他们的保险单不涵盖这项费用。另一些人称,尽管他们心存疑虑,却因无知而不敢向医务人员提出质疑。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及之后一段时间里,“你不敢质疑官员对你说的话,”前土豆加工厂工人玛利亚·鲁伊萨·普罗·罗德里格斯说。她的孩子1976年在马拉加一家医院遭拐卖。“很幸运,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可以对所见所闻发出质疑的社会,”她说,“我现在吸取了这个苦涩的教训,我已做好准备,尽一切所能,找到事实真相。”·唐昀·(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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