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
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目前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和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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