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孤独挣扎”
在“9·11”发生后的几天里,阿迪夜不成眠,只能彻夜点灯驱赶恐惧。
“我惧怕黑夜来临,好像整个世界要吞噬我,‘9·11’之前我从未有此感受。”第一个礼拜,夜不能寐的阿迪只能给父母打电话哭诉,像孩子一样。
“所有的画面都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它们像恶魔常常将我带回那场灾难中。”阿迪不敢看电视、读报纸,他害怕看到任何关于“9·11”的报道。有一次,阿迪驾车前往马里兰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经过机场时,恰巧一架飞机着陆,刺耳的轰鸣声,让他失声痛哭。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阿迪不得不向医生求助。他被诊
断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每当阿迪走出世贸中心广场附近的地铁站,萦绕不散的烟尘味,清理废墟的机器轰隆声,都让他神经紧绷。2001年11月,阿迪不堪折磨,向服务了13年的公司递请辞呈。
2002年,阿迪将自己的经历撰写成脚本,并在洛杉矶上演了自己的独角戏———《9月的那一天》。这段表演生涯,是阿迪感到最充实的日子。“这一切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我眼前罹难的人,我要让这些记忆永远鲜活。”
但阿迪的表演并未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甚至有人批判他借用“9·11”盈利。“仿佛这个城市已经准备好走出伤痛,继续前行,而我仍在记忆里孤独挣扎。”
“被遗忘的大多数”
2003年9月,阿迪离开生活了26年的纽约市,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郊区,住在父母居所附近。
“我一直以为纽约是我了此余生的地方,从未料想自己会离开。”阿迪对搬离纽约深感内疚,“就像在逃避,但‘9·11’让我意识到和家人在一起时多么重要。虽然我已经50多岁,但现在的我更需要父母给的安全感。”
初至兰开斯特,阿迪一无所有,从头开始租房子,找工作,“期待自己的新生”。然而,在这个只有6万人的小城市里,阿迪几乎没有社交活动,工作之余仍是将自己关在他所谓的“洞穴”里看电视。即使被同事“哄骗”出来聚会,也只是静坐着发呆。
几年来,阿迪的家人一直在帮助他恢复生活信心。“既然‘9·11’让人如此痛苦不堪,就当我已经在那天死去,现在的我要和家人一起,重新生活。”两年前,阿迪开始参加匿名戒酒协会,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成为他解开心结最好的方式。
2011年4月,阿迪在父母和妹妹的陪伴下,重返纽约市。
“那是我生命迈出的一大步。8年前,当人们还在修复这个城市时,我懦弱地逃走了,是时候掀起生命的新篇章了。”仰望着复建中的世贸中心,阿迪一时心绪万千。“一直以来,‘9·11’都在决定我的生活,但事实上,这段经历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我们都该重新前行。”
“我们是被遗忘的大多数。”阿迪觉得,众多的“9·11”亲历者并未被政府和社会视作灾难的受害者,“一些人仍在痛苦挣扎,比我更加严重,但人们却不记得我们的痛苦。”(冯中豪)
我想‘9·11’将美国变成了一个更加现实的国家。
——鲁道夫·朱利亚尼,1994年至2001年任纽约市市长
面对发生的一切,所有人都很渺小。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去应对,不要陷入绝望和恐惧。
——摄影记者詹姆斯·纳彻威
我的哥哥吉米也是消防队员,他在‘9·11’中遇难,我一直跟随他的脚步,我知道自己再也快乐不起来了。
——汤米·里奇,纽约市消防局队员
这些经历让我对政治、种族、信仰的认识都发生了改变,我现在活下去的方式是努力让人们有生存、自由和追寻快乐的权利。
——詹姆斯·伊,美军穆斯林随军牧师
当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传出时,那些年轻人为此欢庆,但我并未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仍然无法彻底解决那个恶魔带给我们的一切。
——乔治·帕塔基,1995年至2006任纽约州州长
我看见那座摩天大楼朝我倒过来,我只能冲进一辆消防车,等待建筑残骸将我淹没,然后死去。
——戈登·那迪特,电影《华氏9·11》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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