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事件背后的利益链条
“只要有利益存在,泄露敏感经济数据的行为就可能无法避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涌认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一直存在金融公司、投行和对冲基金通过各种手段提前获得经济数据的现象。
《华尔街日报》称,外国媒体以及投资银行削尖脑袋,尝试用各种经济诱惑手段打听事关中国经济前景的内部消息,一度被认为已经形成一种氛围。而这些机构最擅长的就是邀请一些官员参加同时有经济学家、独立智库参加的研讨会,让官员们不知不觉地就说出心中的秘密,或是从官员的闪烁其词中去猜测其中的深意。
曹红辉认为,重要经济数据频现泄密主要是因为存在“供给”和“需求”。现在法律对出卖信息的人员刑罚较严,但对于那些非法获取机密数据并因此取得巨大利益的个人或者机构并没有相应惩罚。对这些个人和机构的惩罚,比如停止交易,巨额罚金,甚至诉诸刑法都是必要的。
英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对经济数据等信息建立保密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1889年,英国通过世界第一个保密法案,该法案的制定是为制止公务员向报界泄露消息。英国也是世界上保密法律最严格的,但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止重大泄密事件的发生。1996年,英国财政大臣克拉克准备在英国议会宣读政府下一年度预算报告的前一天晚上,伦敦《每日镜报》总编辑摩根赶到首相府,向值班人员递交了从该报自己的渠道提前获得的36份财政预算文件。尽管《每日镜报》总编是由于认为这些文件太过敏感而没有公开,但英国媒体称,如此大规模的泄密,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当时英国经济在国际的影响力,这些数据一旦外泄,将会对整个西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在韩国,近年来也发生过数起重大数据泄密案。2008年,“韩国外汇及流动性指标动向”数据被提前数小时传出,引发一些金融机构的炒作,韩联社称韩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部分遭受损失的金融公司事后发出公开声明称:“如果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将对韩国央行提出赔偿要求”。
韩国总统和百姓同时知道统计数据
曹红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敏感数据,相关部门官员和专业人员应有职业道德标准,但更重要的是对相关机构和人员有严格的制度和纪律规范。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证监会等重要机构的工作人员就不能跟监管对象搞“联谊”。美联储每次开会前,外界也都会猜测是否加息,加多少。但由于美联储实行的是投票制,且投票后信息迅速正式披露。这样一来,就没有提前泄密的可能。
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颁布的统计政策3号令规定,每个联邦统计机构必须制定数据发布程序。数据发布前仅有经济分析局相关人士可以获知,连其上级主管部门商务部都无权知晓。信息公布前1小时,商务部和相关媒体可以派员察看,但在官方公布前,他们将处于屏蔽状态,无法与外界联系。
韩国前些年曾发生多起经济数据提前泄露事件。为了解决泄密问题,韩国政府干脆宣布,废除此前韩国统计厅和央行在公布主要经济指标前必须向财政部和总统府提前报告的制度,只要是没有特殊情况,韩国统计厅和央行的统计数据在对媒体提供的同时对青瓦台和其上级机关报告即可。
曹红辉说,除了重要经济数据信息的保密外,中国应尽可能消除一般的“秘密”,让信息对所有人同时公开透明,这也是逐步向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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