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莱州住建局量化“孝考” 孝顺与否为提拔依据

　　海口网11月7日消息  “百善孝为先”，10月下旬的深圳公务员打人事件，让人沉思如今社会转型期的常见病——道德失范。10月30日，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所称“计划通过5年时间培养百万孝子”，更成为坊间的关注热点，争议观点也莫衷一是。

　　孝道如何培养？我省烟台莱州、潍坊青州的两则“孝道”量化样本，则是政府公权与民间宗族在传统道德上的一次他律实践。莱州住建局给职工发“孝德支票”，并定时抽检，不孝者不予推选或提拔。而青州农村则实行以孝治村，村里为每名子女制定统一杠杠，达不到该孝行标准或表现不好者，将被列入“不孝榜”。

　　“孝德支票”抽检“孝心”

　　莱州住建局管起职工“家务事” 将孝顺与否作为提拔依据之一

　　名列莱州二十四孝贤的张旭军，前一阵拿到局里统一配发的“孝德支票”后，犹豫了一会儿。

　　如每天将自己孝顺老人的举止列入，恐怕这半张纸大的“支票”不够用。最终，他按照老人赡养的“标准版本”，在“孝德支票”上填写了生活费、看望次数等，并让母亲在上面签字证明。

　　这张粉红色的“支票”，被其上级单位莱州市住房和规划建设管理局统一收回，或许可能年底还会被抽检。这张“支票”上的数字，届时将被视为评先创优的重要依据。

　　该局此前文件规定，“对于不敬老人、不爱父母的人员，坚决不予推选和提拔”。

　　作为公共群体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理应在道德上作出表率，这是普遍共持的观点。有社会学专家指出，私德与公德之间虽有联系，但并非对称关系。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的分割亦应不可忽视。

　　众人吃惊

　　母亲节单位发“孝德支票”

　　在莱州市住建局的大厅内，张旭军和汪洪君这两名普通人员，皆因入选“二十四孝贤”而名列光荣榜。

　　更吸引人的，是在该局公示的2010年度部分干部职工赡养父母费用。应赡养老人费用、实际赡养老人费用等，都一一明细，像局长吕春军去年应赡养老人费用1800元，实际向父母和岳父母分别给予了3000元。其中还不乏高者，有人年赡养费用突破了万元。

　　政工科刘丽英至今还清晰记得，“孝德支票”的首次发放是在2006年5月份的“母亲节”，时为住建局的前身——规划建设管理局动议此事，并且下发相关文件，举办了“感恩母亲”的启动仪式。

　　“当时，局里统一配发了‘孝德支票’，上面分为时间和内容两栏。什么时间给父母买了什么东西、给了多少赡养费，要求在上面一一列清。当时并未规定具体数额，实际上就是孝心的储蓄。”刘丽英说道。

　　政工科长潘国涛回忆说，“当时很多人有些吃惊。”很多人“吃惊”的原因，是认为当时“单位管起了家内事”。此后，该局还设立了内部网络，向干部职工发送“孝德”短信，一天两条。

　　记者采访时获知，目前“孝德支票”的覆盖范围是住建局下辖各机关、事业单位的500多名在编人员。

　　胶东半岛上的烟台莱州，被称“中国长寿之乡”，孝风甚盛。敬老爱老传统悠久，如今莱州每年会组织评选“二十四孝贤”。其实早在2006年，莱州已开推“孝德工程”。当时的莱州规划建设管理局(现为住建局)与机关和下辖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一一签订了赡养老人责任状，并给职工发“孝德支票”，什么时间给父母买了什么东西、给了多少赡养费，要求在上面一一列清。该局规定，推选或提拔干部，要把孝作为必须考察内容之一，对于不敬老人、不爱父母的人员，坚决不予推选和提拔。

　　“孝考”量化

　　“每周需看望父母一次”

　　在2006年10月底，莱州开推“孝德工程”。当时的规划建设管理局与机关和下辖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一一签订了赡养老人责任状。“孝顺”，出现了量化的标准，并延续至今。

　　比如，每年给父母的生活费，不得少于1500元，每年给父母添一套新衣服；和父母一起居住的，把向阳、宽敞、舒适的房间让给老人住；和父母分住的，要承担取暖、添置家具的费用。

　　“甚至，每周需要看望一次父母，每月陪父母洗一次澡，也得以规定并要求大家执行。”一位基层职工说道。这些内容，被理解为精神方面的亲情交流。

　　这样的量化标准出台后，“孝德支票”上的内容变得事无巨细。如已经退休的园林管理处职工丁效东，在支票上这样记述：2006年11月5日，皮鞋一双；11月10日，菜板一块，维修果汁机；12月27日，花生油20斤……

　　当然，“支票”上还有共同一点，那就是几千元不等的生活费。

　　政工科长潘国涛对本报记者说，“这些”都是年底评先树优、职称晋升、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而在该单位提供的一份文件上，记者看到有如下字眼：“推选或提拔干部，要把孝作为必须考察内容之一，对于不敬老人、不爱父母的人员，坚决不予推选和提拔”。

　　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情形目前并不鲜见。如河北魏县就因“官员升迁须由父母出具德孝证明”而引发讨论，并且获得不少民众的支持。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在调研时，也曾遇到某县规定：不孝不能升迁。

　　对“孝德支票”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责任部门，为该局的政工科。

　　政工科长潘国涛说：“每个季度或者每年年底，收回‘孝德支票’，而后进行部分抽检。受人力所限，每年的抽检量只能为七八十户。此外，安排下属单位政工部门进行抽检。”

　　下属园林管理处有130多名正式的在编人员，其中一位负责人说：“会对家境条件不好的人员进行回访，但抽检量并不多，因为家庭状况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潘国涛对记者表示，自2006年至今，目前该局尚未发现“不孝”之人。刘丽英也表示，此前有一位老人，直接找到了局领导，称在“孝德支票”推出后，孩子回家次数增多，家庭关系大为缓和。

　　对于很多人来说，“孝德支票”并不能全部证明此人的孝心、孝行。

　　身为铲车司机的张旭军，父亲去世后他就一力照顾母亲和瘫痪在床的奶奶，白天上班、晚上陪床，现在每天下班后都要骑摩托跑20里路回老家，后被举为全市的孝子模范。

　　张旭军说：“孝顺是一个人的天性，不可能把全部的(孝行)记在上面，达到要求就行了。”

　　有人士告诉记者，住建局机关及其下属各单位的干部职工，收入较为稳定，在赡养费用、医疗需要等方面应该不会有太大压力。“孝德支票这种方式，的确也是道德伦理具体考核方式的一种实践，并且提倡了传统道德理念。”

　　对于“孝德支票”，在当地干出租的小林(化名)对“孝德支票”的第一反应是：是否有点做作？“过去孝道写在心里，如今孝道写在纸上。但即使写在纸上，是否真得有用？在仕途面前，父母是否真得忍心用一张纸毁掉自己的孩子，哪怕是孩子对自己不孝。在家庭冷暴力面前，又能获得多少改善。”小林称，道德应该主要靠自律而非他律发挥作用。

　　住建局人士称，他们并未遇到过反映“冷暴力”的人员。“我们局里公布有联系电话，如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可以随时与局领导取得联系。”

　　还有人疑问，像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私德，能否成为社会风气扭转的公德？对此，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对本报记者说：“政府机关人员是一个公共群体，理应在道德理念塑造、行动上做出表率，劝孝有其合理性。私德与公德之间存在联系，但又存在不对称性，像一个对父母百般孝顺的人并不一定能成为好官。在当今社会，在孝的背后还是社会养老保障能力的考验，不能靠一个人的孝来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