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等5“被精神病者”致信人大建议保护非自愿住院者

　　对话

　　“为了更多人不再随便被‘代表’”

　　昨天，本报记者对话建议信的发起人彭宝泉。对于发信目的，彭宝泉表示，只是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提些切实的建议。

　　公益组织指导写建议信

　　新京报：为什么会写这封建议信？

　　彭宝泉：因为被强制收治过，我们能体验到在精神病院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处境。从网络上，我们了解到《民诉法》和《精神卫生法》在修（制）订前公开征求意见，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提些切实的建议。

　　新京报：你们来自不同地方，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

　　彭宝泉：我们在有了“被精神病”的经历后，都曾向公益组织——深圳衡平机构寻求并得到过法律方面的帮助，因此有了联系。这次写信，也是我们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衡平机构的指导和整理帮助。

　　写信时曾怕报复

　　新京报：你们都是被自己的监护人、单位或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现在又向全国人大写建议信，不怕遭到报复吗？

　　彭宝泉：说实话，怕过，但寄这封信，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我们五个都是一样的想法，就是为了更多人不再遭遇随便”被代表”。

　　新京报：你们如何写出这么专业的法律建议书？

　　彭宝泉：就是被那段“被精神病”经历逼出来的，被强制入院时，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充满了愤怒，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错在哪儿。重获自由后，我们通过网络，通过媒体和公益组织的帮助，才知道错在哪儿？现行的法律法规有哪些漏洞？怎样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被精神病”未获道歉

　　新京报：你认为你们提出的建议，有可行性吗？

　　彭宝泉：任何法律，都是考虑大多数人的情况，我们考虑的还是“被精神病”的状况。被精神病者被强制收治到精神病院后，也被视为无诉讼行为的人，说话没人信。但如果法律赋予他们有委托代理人的权利，他们就有话语权。另外，现在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也赋予非自愿入院患者通讯权、会客权，以及申请复诊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委托自己信任的人，帮助代理自己在强制住院期间的各种事务。

　　新京报：你个人目前情况怎么样？“被精神病”后，相关机构跟你道歉赔偿了吗？

　　彭宝泉：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机构或任何人就此事主动跟我沟通，今年，我对当地公安部门的行政诉讼已经败诉，我对当时强制收治我的精神病院的民事诉讼，从今年2月开庭，8月再次开庭，至今也没有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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