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网11月24日消息 根据财政部试行新规,广东、上海等四地允许自行发债。本月中旬以来,广东和上海公布的债券招标利率均低于预期,地方自主发债受到追捧。
但平安证券固定收益事业部研究主管石磊认为,这次广东地方债发行的主承销商都是银行,银行作为债券市场主要投资者表现非常积极,目的在于争揽财政存款,实现综合收益最大化,所以不惜代价争作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甚至调低投标利率。
相比地方自主发债的如火如荼,市场还是更愿意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我国10.7万亿地方债所蕴含的风险上。据媒体报道,今明两年将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峰期,43%的债务将在两年内集中到期,预计达4.6万亿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防范金融风险与调结构息息相关。金融系统性风险中,地方融资平台首当其冲。”分析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估计在会议相关政策论述中会提到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对于各类金融风险的处置,要坚持‘谁的孩子谁抱’的原则,明确责任,确保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19日表示。
地方债危机高发期将来临
“如何还钱”将成为明年中国地方政府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权威人士预计,2011年和2012年两年债务到期将占逾10万亿元总债务规模的43%左右,总额约4.6万亿元,而第二个还款高峰期在2016年到2018年,其他年份到期债务约占14%~17%。
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大部分为抵押贷款和城投债,期限为2~10年不等,大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般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期在3年左右,4年后才有相应的效益。
中国人民大学新近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1-2012)》中称,2011年地方政府已经步入偿债高峰期,2012年偿债比重也达到17%,不过目前解包的10.7万亿债务有23%左右没有任何收益。
短债长用很可能使得地方政府面临债券偿还期到来、项目却没有收益的窘境。中金公司曾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做过测算,结果显示,假如项目自身能偿还的部分占40%,剩余60%须地方政府偿还,从现金流的角度看,预计地方政府未来3年年均还款额在1万亿元以上。
但如果单纯从财政收入来填补的话,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金公司报告称,过去3年间,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大且增速快,地方财政以每年2000亿元的缺口赤字运行,缺口由地方政府债抵补。往前看,中央要求加大水利建设和社保力度,地方财政将更为紧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特别提醒说,地方投融资平台大量依赖土地出让金,债务的可偿性建立在未来土地出让金持续增长的假设上。目前房地产市场的逆转导致土地市场的下滑,将使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可能比预期要大。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称,这将严峻考验局部区域的偿债能力和进一步依靠土地发行债券的能力。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现在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的一种方法就是设立新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债务重整,但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大;另一种就是政府用“真金白银”购买,中央具备这样的资金实力,但最重要的还是从最根本的资金需求方面解决问题。
债务结构不均衡问题凸显
目前中国社科院正在加紧编制国家负债表。该负债表已经列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以及各行业企业的负债。目前初步测算的结果是,以上部门全部负债占国内GDP约60%~80%的水平。
这与渣打银行的判断非常相近,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称,中国政府全面的债务情况差不多是GDP的70%左右,包含财政部发行的债、国开行发行的债以及地方政府债务。他认为,这和巴西、印度处于差不多的水平,从国家角度来看并不是一个问题,但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讲则是,因为其财政收入不够,土地出让金也不够。
据测算,中央财政收入对国债的覆盖率超过60%,但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债务的覆盖率仅为40%。目前地方政府解决债务的问题是将新资产放入平台公司,以增加其抵押物。但王志浩表示,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如果出现问题地方政府必须去解决,不能靠中央政府来解决。
李扬也坦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这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本性体制原因。
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偿债主体上,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人民大学报告称,地方债务分布极度不均衡,存在部分地方政府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这也可能带来局部的金融波动。
地方城投债占地方自由财政总额71.31%,但不同城市之间差别非常大,其中有28座城市债务超过自有财政年收入,最严重的大同市债务总额为年收入的4.11倍,芜湖市为3.31倍。
“这些城市在没有债务重组和中央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其债务可持续性必定面临严峻的考验。”刘元春表示。
针对目前上海等四地试点自主发行地方债,澳新银行报告称,直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通过债务资本市场融资是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一。报告还判断说,相比债务清偿额,新发行的债券总额仍然很小,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可能在未来几年扩大这一计划的实行范围。
金融系统性风险骤增
地方债牵引出的是我国金融风险的快速积聚。
中投顾问研究院白朋鸣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地方债问题暗含的金融风险在于:筹集资金支出的公开、透明问题困扰着资金的使用效率,存在地方债务进一步增加的可能;地方自主发债的主体没有明确,债务无法偿还后的善后机制没有确立,债权人的权益不明。
相比地方债务危机,民间借贷同样不能忽视。去年四季度后,货币政策迅速收紧,各种信托产品、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典当行和其他非正规金融公司业务大增,高利贷等民间融资泛滥,“影子银行”大行其道。据统计,目前各类影子银行贷款总额达到11.5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0%左右。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招商证券论坛告诉记者,影子银行偏离实体经济活动量过多的金融交易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会制造经济泡沫,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她表示,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对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但还有许多统计需要完善。
“中国金融资源在2008~2009年刺激政策和近期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快速收紧的双重作用下,出现大量资源错配、价格扭曲加剧、风险在积累中不断上扬的局面。”刘元春表示。
“要处理好金融业与百业的关系,密切关注和跟踪分析国际金融形势和国内金融市场动向。”王岐山副总理近期在参加座谈会时表示,要依法打击高利贷、非法集资、非法交易所等违法活动,维护金融秩序,守住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条底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明年非常有必要防范近年来累积的金融风险,王岐山副总理提出“谁的孩子谁抱”的主要含义就是“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司其职,将自己所监管领域内的风险控制到最低。
“金融扭曲和资源错配带来的风险防范与治理应当成为2012年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刘元春建议,明年工作重点应该由今年的“控通胀”转移到“稳增长”、“控风险”与“纠扭曲”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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