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日益深化，中国呈现出“内外分裂”的国家定位难题。客观地看，只有同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双重属性，才能真正反映当前中国定位的实际。这就需要在外交思维上呈现一些转变的趋势。

　　转变之一：从弱国思维到强国思维。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具有很强的“受难者”心理，对清朝时期“跪在地上办外交”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弱国思维尽管可以激发强烈的爱国热情，但也限制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自信，甚至也制约了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实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弱国思维对中国外交的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

　　在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动中，中国外交将逐渐从主要应对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转到妥善处理中国外部影响上，中国在外交思维上应逐步淡化弱国思维，大大方方地展示强国形象，以自信和负责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场合中，既不能骄傲自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不可过于扭扭捏捏，独善其身。

　　转变之二：从策略思维到战略思维。习惯上，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通常坚持的原则是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处理一切对外事务的根本法则。此种强调外交策略的思维在外交事务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一旦外交事务堆积如山不堪其负时，事无巨细地追究一切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至上，就会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当诸多利益错综复杂的时候，到底哪一种利益最重要，就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了，这就需要战略思维了。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交官案头的议题越来越复杂，不仅仅是表达立场、处理争端，越来越多的企业纠纷、投资争端、贸易摩擦、金融危机、温室气体排放、资源摩擦、涉外安全和领事保护、媒体舆论和对外传播、危机管理等众多事务都涌到外交官业务范围内。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追求一城一地之得失的传统策略思维已不再有效，各类外事部门要更多地协调战略，而非简单地执行政策和策略。受时间和精力限制，外事人员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抓大放小，保证核心利益和首要利益。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更多需要有得有失、孰得孰失的战略思维，而非强调锱铢必较、战则必胜的策略思维。

　　转变之三：从职业外交到总体外交。在全球化时代，职业外事官员垄断外交事务的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在中国国际化过程中，非职业外事部门在涉外事务上表现越来越积极和活跃，各种部门打着形形色色的外交名义侵蚀着传统上属于职业外事部门的资源和领地，外事部门日益陷入“外交泛滥”的危机。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值得思考的是，外交仅仅是外交官的事情吗？即便将所有涉外事务都纳入职业外事部门的职能范围，职业外事官员也无法有效处理日益专业化的涉外事务管理要求，甚至有可能制约其他涉外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只能寻求制度创新，把外交从传统职业外交的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确立总体外交思维范式的大格局，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