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解读中央经济会议要点亮点 稳中求进扩内需

　　③实体经济

　　战略意义何在

　　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了，经济增长才能平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增长才能平稳。”巴曙松说，实体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房地产调控后持续回落，基础设施也不可能再大规模扩张，因此就是要扶持制造业发展，提高竞争力，通过创新也好，通过税收的扶持也好，通过结构性减税也好。这也属于“稳中求进”中“稳”的部分。

　　“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受到挤压，是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明年一定要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税费、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等方面，真正让做实业的企业有奔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产业‘空心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

　　今年中小企业经营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不少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实际上也没有取得很好的业绩，真正的盈利是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做新兴产业实际上只保留了一个壳。

　　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经营投资总额出现大幅度下滑。今年1—9月投资总额同比回落了16%左右，部分中小企业停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原因在于：一是总量性货币政策收缩导致资金投放偏向性效应加剧，使缺少资本金、抵押品和资信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二是资源性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压缩了部分没有转型的中小企业的利润，使其内源性资金来源更为紧张；三是大量资金流向泡沫领域。

　　分析认为，经济泡沫的持续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导致中国金融资源虚拟化，监管套利诱发影子银行大行其道，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与金融价格的扭曲快速恶化，资金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大幅度弱化。经济出现明显分化虚拟经济大量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融资环境和财务绩效等方面发生分化。

　　因此孙立坚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收紧和成本上涨，而在于经济泡沫和金融扭曲导致的套利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经营的收益，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搬家到泡沫领域。今后，金融机构应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号召，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

　　④宏观政策

　　如何预调微调

　　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

　　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具体实施上，应当更侧重于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信贷的投向，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把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行业上来。”郑新立说。

　　他认为，这样既消化了银行过剩的流动性，有利于缓解通胀的压力，同时又把这些资金集中使用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具体来说，就是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海外投资上来。

　　“对明年的通胀压力，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孙立坚说，当前，央行通过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释放一定的流动性，然后有通胀则发行较大规模的央票来回收流动性。“我认为，这种办法是非常可取的。表面上看，这种技术性操作对流动性规模的改变不大，但实际上给今后货币政策的操作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为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上调的高度。明年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还是要以稳为主，不能过于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更不能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专家认为，采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当前最好不要采取降息的措施。当前我国负利率的状况还没有改变，如果降息的话，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金融扭曲和资金错配。

　　汤敏认为，明年的通胀压力仍然不小，要在防通胀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有一定的难度。今年最后几个月CPI虽然有比较显著的下滑，但这其中有季节性因素，也有统计上翘尾因素逐步减小的原因。因此，物价调控的基础还很不牢固。今后国际粮价可能继续走高，大宗商品价格也可能继续攀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会上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调控通胀的压力仍然非常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还客观存在，明年货币政策绝对不能放松。

　　货币政策不能放松，但是对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还是要网开一面。因此，货币政策必须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表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今年还需要有一定的调整。比如，针对经济增速可能出现下滑的态势，要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尤其对中小企业的税费一定要减免和规范，在流转税方面还可以出台一些减免的措施。财政资金的投入一定要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向更好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比如，财政资金可以更多地用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对这些行业的企业进一步减免税收。

　　对于地方债务问题，专家分析认为，中央在清理和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同时，不能对地方债务采取完全“封死”的做法，而是要采取疏导的办法。目前我国地方债务规模并不算大，只要处理得当，风险完全可控。明年可在四省份试点自行发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使得地方政府既能够获得正常的融资渠道，也可保证融资方式和规模更加公开透明。

　　“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跟外部经济的互动非常密切，要灵活地针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及时做调整。2012年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走向不一样，我们内部的调整也就不一样。”巴曙松说。比如欧美会不会再次大规模启动量化宽松？如果不启动，经济继续回落，国内扩大内需的力度还要加码；如果量化宽松，导致流动性泛滥，热钱流入，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准备金率下调的空间就不大了，还得对冲。

　　（本报记者邓建胜、李丽辉、沈寅、刘先云、熊建、林丽鹂、马冰一集体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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