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贫困县文物保护困局：盗掘猖獗保护无钱

盗掘现场的壁画残墙 巫新华供图

　　没人知道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策勒县达玛沟区域的红柳沙包下，究竟埋藏了多少宝贝。

　　不足五分钟时间里，考古学家巫新华就捡了一堆陶罐和壁画的残片。这些莲花底座残片、佛像手指、花鸟图案残片，大都是盗掘者用工具凿下完好的人物肖像后，随手丢弃在沙漠中的。四周，一眼望不到边的遗址区域内一片狼藉，大坑连着小坑，曾经掩藏遗址的大小沙包已被彻底荡平。

　　巫新华用“体无完肤”形容被盗挖后的达玛沟。尤其令他震惊的是，现场一面6米多长、1.5米高的精美壁画残墙上，全是盗掘者留下的镐印。

　　“这是人生一大遗憾，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一个极为伤心之处。”巫新华痛心地说，与敦煌文物具有同样历史价值的达玛沟遗址群被疯狂盗挖，损失无法弥补。

　　负责保护这处世界量级文物遗址群的，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该县每年用于文物保护上的经费只有5000元。

　　“据说有的盗贼在沙漠里都用上了海事卫星电话，而我们连一辆摩托车都没有。”每次看着遗址被破坏，策勒县文管所所长史燕都欲哭无泪。

　　稀世珍宝毁于愚昧之手

　　早在20世纪初，达玛沟区域就已经是西方探险者眼中的圣地。英国探险家斯坦因4次来到沙漠掩埋的佛国寻宝，带领驼队在达玛沟水系沿线遗址内肆意挖掘上万件珍贵的壁画、佛像、古书，文物漂洋过海，现大多存于大英博物馆。

　　然而，直到2002年，达玛沟才在国内扬名。当年，位于达玛沟最南端的面积仅4平方米的世界最小、最精美佛寺遗址被抢救挖掘，被评为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然而，自小佛寺惊艳亮相后，参观、旅游者络绎不绝，一些当地农民开始觊觎被沙漠覆盖的古文物。

　　有19年刑侦经验的袁光军认为，多数当地农民并不懂得达玛沟遗址群的真正价值，但在文物贩子推动下，他们成了盗挖利益链中最愚昧、最疯狂的破坏者。

　　今年3月，接到策勒县文管所报案后，县公安局立即成立由袁光军任组长的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开展案件侦查。

　　狼藉的盗掘现场令所有人震惊。一望无垠的亘古荒漠中，布满了挖掘机、装载机的轮胎印。隐藏在高大沙包下的古佛寺遗址被冰冷的挖掘机像耕地一样从上到下翻了个底朝天，盗贼切割下绘有精美人物的壁画，拿走刻有古文字的木简，打破的陶罐、壁画残片散落在沙地上。

　　侦查工作从现场留存的轮胎痕迹入手，袁光军认定，挖掘机均由拖拉机改装。面对警方，一些纯朴的村民如实提供了线索，告诉他们“谁家的儿子经常半夜开着拖拉机进入沙漠”。

　　警方锁定34个犯罪嫌疑人，在他们现场指认下，更多遭受毁灭性破坏的佛寺遗址被发现。

　　一个盗掘者用挖掘机推翻一堵精美的壁画墙后，挥舞着坎土曼(新疆地区一种铁制农具)砸向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头像，莲花底座、壁画残片则被抛弃荒漠。

　　在利益链中，文物贩子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当警方突袭达玛沟乡退休教师库某的住所时，发现其地下室里俨然是一个藏宝窟，9块精美的壁画，1338条佛珠项链、手链，2494杖铜钱及其他古物，价值无法估量。

　　库某承认其自2006年起不断收购大量被盗古文物。从盗挖农民手中购买壁画时，每块仅花费2000元。而通过网络售卖一幅珍贵的古希腊腱陀罗裸体壁画时，要价则翻了100倍。

　　在袁光军看来，整个文物倒卖网络里，达玛沟案里的嫌疑人，无论是盗挖还是贩卖，都处于利益链的最底层。以策勒警方收缴的几幅壁画为例，其中4幅壁画第一次转手的价格只有1200元，倒卖一次之后，加到1500元，第三次也不过是1800元。一幅国家二级文物的壁画，第二次转手的交易价竟不过200元。

　　为了追缴被盗文物，策勒县警方根据线索辗转北京、乌鲁木齐、喀什、阿克苏等地，收缴各类唐代文物3657件，经鉴定，有二级文物9件，三级文物6件，包含织布、壁画、箱状木简、陶罐、铜币等。

　　然而，部分损毁严重的遗址已经很难恢复。在近日举行的新疆文化文物公开课现场，巫新华难抑痛惜之情，他感慨：“稀世珍宝毁于愚昧之手！”

　　巫新华无法忘记，在对破坏遗址进行抢救清理时，散落在沙漠中的一幅绘有菩萨像的壁画，经过阳光的暴晒，面部惨白，仅留存的黑色线条似乎在悲戚地哭诉。

　　盗掘者与保护者的赛跑

　　在达玛沟，盗掘者与保护者时常进行竞赛。残酷的现实是，保护者常常处于被动。

　　这些力量对比明显不均衡的比赛，常令策勒县文管所工作人员木塔力甫心力交瘁。策勒县文管所仅有4名工作人员，而他们需要保护的却是绵延100公里长、20公里宽的区域，面积相当于30万个国际标准足球场。

　　文管所没有交通工具，巡逻时只能借用老乡的摩托车和毛驴车。一条惯常的巡逻路线是：骑摩托车从木塔力甫日夜守护的小佛寺博物馆出发，行进7公里沿达玛沟乡政府进入315国道，再顺着水渠在绿洲中一路向北行驶5公里，拐向西面的村庄，穿越周围都是民居的乡村土路，直到眼前出现一片土黄色的茫茫沙漠时，他才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

　　接下来便没有路了，只有大小不一、绵延不绝的沙丘，和在沙漠与绿洲结合处茁壮生长的芦苇和红柳，在冬季，到处都是一片枯黄。

　　沙漠中，摩托车车轮总爱打滑，根本派不上用场，他得向附近村庄的老乡借毛驴车。然而，毛驴车不是总能借得到。

　　2009年9月，木塔力甫在清晨得到消息，一处遗址点被盗。最近的村庄距离盗挖点直线距离18公里。

　　这一天，木塔力甫就在借毛驴车时碰了“钉子”。3户农民正在忙农活：“现在是农忙季节，要收苞谷和棉花，不好意思！”一个穿着长裙的妇女腼腆地告诉他：“老公不在家，不能借给你！”

　　无奈之下，木塔力甫决定走路去。

　　踩在松软的沙地里，木塔力甫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心却砰砰跳得厉害。然而，当他步行6个小时到达后，现场“几乎已被夷为平地”，只留下无数深深浅浅的大坑和装载机的轮胎印。走上几步，再仔细看，灰黄的沙土表面，散落着各种陶器残片和被随意抛洒在地面上的壁画碎片。

　　木塔力甫知道自己又来晚了。“单是把整个文化遗址点巡视一遍，就要15天的时间。”木塔力甫无奈地说，“看了这边，那边被盗挖了，看了那边，这边又被盗挖了。”

　　对考古专家来说，这场竞赛同样残酷。

　　今年6月，由巫新华带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考古队在达玛沟南部的胡杨墩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时，没想到先行一步的盗掘者已将遗址内的珍贵壁画洗劫一空。

　　其实早在2006年，考古队就已发现了胡杨墩遗址，但由于条件不成熟，采用了回填的方法予以保护。

　　2011年初，巫新华刚刚申请到这个遗址的考古发掘执照，做了修路搭桥等各种前期准备，5月份开始发掘，“挖开了才知道，全部被盗空了”。这结果令他大为恼火：“盗墓贼的动作太快了，也太猖狂了！”

　　壁画的价值无法估量。策勒县政府曾在和田地区举办的玉石文化节上，公开展览该区域出土的一副千手观音壁画，有日本参观团意欲以1亿元人民币购买。

　　人财物依旧是困扰国贫县文保的最大难题

　　在这场策勒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文物盗掘案件中，前后共有200余名达玛沟乡农民接受调查，警方正在对其中34名犯罪嫌疑人提请逮捕。

　　但木塔力甫明白，在茫茫沙漠中保护遗址的任务依然艰难。在他看来，“沙漠的脾气很大”。很多策勒人的记忆中都有刮“黑风”的经历。狂风骤起，霎时地暗天昏，临近沙漠的乡村，房屋常常一半被风沙掩埋。

　　他最讨厌春天，如果县城刮3级风，沙漠腹地就会狂风大作，沙子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然而，即便是这种季节，他们依然要到遗址点巡逻，毛驴车不准进入遗址保护区，木塔力甫必须步行绕遗址点巡查一周，有时，狂风会将一些文物残片吹起，他就用随身携带的铁锨回填。

　　遇到能见度不足一米的大风天气时，路都找不到了，木塔力甫就会和伙伴躲在大沙包下面，等待风小些，再继续巡逻。

　　与此同时，盗掘分子的装备却越来越专业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沿线的热点遗址，海事卫星电话、越野车成为盗掘团伙的必备工具。

　　巡逻工作的艰苦与低报酬，甚至让一个遗址守护员变成了盗掘参与者。

　　阿姆(化名)，黑瘦，话不多，达玛沟以北遗址群的文物看护员，他的家就在通往遗址群的必经之路上。他曾多次向木塔力甫抱怨每月100元的工资太低。几乎每次见到他，木塔力甫都会做思想工作：“政府正在增加文物保护投入，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你再坚持坚持！”

　　然而，不断有盗掘分子找到阿姆：“挖到值钱的东西我们卖掉，收入平分！”

　　金钱令这个原本忠于职守的看护员动摇了，有人去盗掘时，他常常会致电木塔力甫，假意询问当天是否会巡逻，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便指使盗掘者前往遗址点。

　　策勒县文体局局长亚热·买提努尔说：“县文体局一年的工作经费仅5000元，文管所是文体局下属单位，根本无力支付看护人员的工资。”

　　为加大保护力度，在策勒县委县政府支持下，今年4月，文管所招聘了8名专职巡逻人员，每人每月工资500元。可即便是如此低廉的工资，由于文体局资金窘迫，还是连续拖欠了近3个月。

　　没钱、没人，贫困县多年来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虽然投入与遗址群的存量和珍贵程度相比，并不成比例。

　　“在小佛寺遗址群开展抢救性保护前，是达玛沟乡的农民在遗址外围用‘土办法’保护，他们拿红柳枝和泥巴搭建起简易棚子，防止遗址被破坏。”达玛沟乡党委书记周锦平说。

　　史燕听说了阿姆的事情，眼神黯然。“他是个很本分的农民，工作也很认真，有时候摩托车半路上坏了，徒步十几天从遗址里走出来也是有的。我们有干部去见他，问他，我们到底哪里对不起你，我们对你不好吗？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史燕也明白，文管所能够给看护员支付的薪水实在没有任何诱惑力，“他们到工地上打工，现在一天也能有80元到100多元的收入”。策勒县文体局正在努力申请，给他们改善福利，最新的消息是，为每个巡逻人员配备一辆摩托车、一套工作服。(记者王雪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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