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网2月14日消息 日前,北京银行公告称,118亿元的定向增发方案已获证监会正式批复,而中信银行董事会1月中旬也通过了发行200亿元次级债的议案。此外,2月上旬,交行拟计划配售H股集资约500亿元,以及光大银行发行67亿次级债的计划也已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与此同时,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中,中国平安260亿元A股可转债方案、东北证券增发募资40亿元的预案、国海证券增发融资50亿元的预案以及陕国投A增发募资21亿元的方案也陆续“登场”。
单从银行业来看,“尽管银行业利润增速普遍均在16%以上,但大部分上市银行内生资本积累依然难以支撑所需资本金。”瑞银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励雅敏认为,2012年至2013年银行业总资本缺口可能超过5000亿元。
诱因留存利润难挡资本缺口扩大
在刚刚过去的年中,多家金融机构公布了再融资方案,但在市况不佳的情况下,不少银行的计划被搁置到今年,其中包括,民生银行修改了再融资方案,弃A股定向增发改为发行200亿元人民币可转债和增发不超过16.51亿股H股,拟再融资总规模约290亿元;招商银行拟实施A+H股配股350亿元,以及建设银行400亿元次级债计划等。
不久前,汇金同意工、中、建降低分红率至35%,显然与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所强调的增加投资回报的要求背道而驰,但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基于银行业资本缺口依然较大的事实,作为A股市场分红大户,银行业不得不依靠用利润留存的方式补充资本金。
根据瑞银证券初步测算,2012年银行业总资本缺口为2207亿元,其中,承压较大的是中行、农行、交行、中信、兴业、浦发、华夏、深发展,而核心资本缺口较大的则是中、农、交行和兴业银行,缺口分别为138亿元、386亿元、165亿元和91亿元。并且,瑞银证券还预测称,2013年银行业总资本缺口将达到2953亿元。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2%左右,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7%左右。中金公司研报认为,假设2012年银行总资产增长速度与M2增速均为14%,则上市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将降低到10.7%左右,核心资本充足率降低到8.5%左右。然而,新的资本监管要求,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
“短期的内生资本积累能够支持银行一定的留存资本金,但长期来看,依靠内生增长的资本仍然将无法满足银行所需,在新资本协议的监管标准下,中行、农行、交行以及华夏、浦发深发展对于资本补充的长期压力较大。”瑞银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励雅敏指出。
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将融资重心转向债券市场,多位分析师预计这一趋势将会在2012年得到延续,发行次级债仍然是多家银行的首选融资方式,而股权融资的需求则将成为次选。
但是,无论是何种融资方式,如果掀起新一轮融资潮,对资本和实体市场带来的冲击都难以忽视。“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供求矛盾,比国际成熟资本市场更突出。银行融资过大,会导致资金面不足对股市带来向下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市场容易产生‘挤出效应’,一旦银行融资的占比较高,实体经济拿到融资量就会较少。这并不符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目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
监管资本硬约束强化再融资意愿
实际上,出于对银行资产风险的担忧,今年,银监会对银行业依然保持审慎监管的态度,因此,“在资本消耗和监管标准提高双重挤压下,这两年银行融资的压力依然较大。”一位接近银监会的消息人士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今年上半年,银监会还将就新资本协议的内容征求各方意见,或许监管标准将作细微调整,但并不会特别放宽。”
长江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陈志华称,2011年中期,银行业逾期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6.8%,市场对资产质量的担忧加剧,今年监管层对资产质量的担忧将集中于企业贷款和融资平台贷款。
励雅敏分析表示,“影响中国银行业的主要下行风险因素包括:第一,宏观经济的下行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资产质量风险;第二,从紧货币政策、资本金政策、利率市场化政策等对银行信贷增速、净利差等方面带来的制约;第三,房地产政策在内的其他重要产业政策对银行经营的影响。”
在现有的监管标准下,目前,我国银行内含风险加权资产增长率在14%至16%;股份制在17%至19%;城商行在15%至17%,基本满足信贷增速常态下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的要求,“但根据银监会新资本协议的意见征求稿,操作风险将逐步纳入风险加权资产计算中,在内评法实施之前,计入操作风险的影响将是持续且递增的,另外,融资平台和经济下行风险存在提高信用成本的需求。”陈志华认为,“这些因素均将导致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下降。”
他大致测算称,计入操作风险及信用成本后,对银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累积效应将达到一个百分点左右,分别来看,对国有大行的影响约0.9个百分点,对股份行的影响约0.7个百分点,对城商行的影响约0.8个百分点。
问题信贷增长催生资本高消耗
在银行业大规模融资的背后,其依靠高利差获得的高额利润一直被市场诟病。据了解,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存贷利差约为1%,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利差则为3.06%。工行在其2011年前三季度实现了净利润1640亿元,同比增长28.79%,但这其中,利差收益对利润增长的贡献度高达68%。从绝对量上看,利息收入占到工行净收入的七成以上。而2011年前三季度,利差收入对建行的净利增长贡献度更是高达73.76%。
除了国有大行,对于股份行和城商行而言,其依靠放贷获得的利差收入也是重要的利润来源。交银国际银行业分析师李珊珊认为,“一般而言,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的贷款资产比重占比较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类银行的存贷比往往会高于国有大行,这就意味着,股份行和城商行的利润增长对息差收入的依赖度也很大。”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银行业曾改变了单纯的“存款考核”,强化综合效益管理,但近年来又开始追求单纯的规模扩张;曾精简了机构,缩短管理链条,但近年来又开始增机构、抢地盘。
“放贷——融资——再放贷——再融资”是多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单一所形成的一个怪圈。2009年以来商业银行纷纷采取‘以量补价’来实现规模扩张,最终当年全年以9.59万亿元的人民币信贷总规模收尾,由此带来的是,融资平台贷款量高企,国有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新一轮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副主任尹龙大体估算,2010年投向基础设施的贷款在6万亿左右,这意味着当年新增的7.9万亿贷款中,仅有1.9万亿投向了其他非基础设施领域。
2011年,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监管层对于银行信贷投放在规模上实行严格的规模监管,因此,各家银行纷纷“以价补量”,信贷资源的稀缺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链紧张程度升级。在2011年中,尹龙估计至少5万亿贷款投向了在建项目,这意味着,当年的新增7.47万亿贷款中,只有2.47万亿投向了实体经济。
今年,在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的情况下,政策目标也从“控通胀”向“促增长”过渡。陈志华进一步分析表示,“上半年通胀持续回落是总趋势,我们预计全年信贷实际投放量可能达到8.4万亿,规模增长较上年有所提升,由于今年信贷供需矛盾缓和、经济疲软、通胀温和,银行业的息差走势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情况,但总体上银行业的净利息收入增长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现在的金融体制还是以银行为核心,如果能够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企业对信贷的要求就下降,银行成长也会放缓,所以关键要发展资本市场。中国现在扩张最快的领域就是银行,要改变这个情况,放松金融管制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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