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中国如何培养自己的“乔布斯”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日电 中国的“乔布斯”在哪里？

　　在全国政协北京会议中心驻地，两位教育界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谈起这个话题，立即碰撞出观点的火花。

　　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乔布斯”

　　“活着就为改变世界”——当乔布斯带领他的团队创造出一个个令世界叹为观止的电子奇迹时，人们关注的已经不局限于这个“人”，而是转向思考一种环境、一种机制。

　　回顾２０１１年岁末，中小企业生存困境初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企业时发出感慨：中国要有“乔布斯”，要有占领世界市场的“苹果”一样的产品。

　　“中国如何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杨春时说，“教育可使庸才变天才，也可使天才变庸才。如果教育模式不能激发创造力，培养‘乔布斯’就无从谈起。”

　　“恐不尽然吧。”一提起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钱锋来了劲头：“在国外，大学更倾向围绕国际前沿科技做研究，而我国国情要求，大学不但要做研究，还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也就是学术研究‘实用化’。按说我们应该会出一批‘乔布斯’！”

　　“乔布斯”已成为一个概念，对他的成功，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这映见了什么？

　　教育“政绩观”可培养不出天才

　　“不是培养不出，而是观念要转变。”两位委员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毫无二致。一方面是各类高等院校遍地开花，一方面是“通才”满眼“专才”稀缺。

　　杨春时说：“经济都摆脱‘计划’了，精神层面不能总‘计划’吧。教学和管理应是双轨制，切莫变成一元化，那样只会害了教育。”

　　钱锋深深点了点头：“都说‘２１１工程’，这种荣誉现在在一些高校里真就变成了‘工程’，盖大楼、扩大地、建大厂，这直接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教育投入在一些院校被异化为‘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那么，人才的激励机制怎么跟上？”

　　“不过近来情况有所改善。”杨春时话题一转，“我注意到，一些地方高校去行政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学术委员会等纯学术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建立起来。如此，期待我们的教育更加回归‘以人为本’的核心。”

　　产学研一条龙为何“断”在“研与产”

　　许多对乔布斯生平有所了解的“果粉”，都对他和团队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印象颇深。但凡一个完美的产品，从概念到实验室再到用户手中，哪怕历尽波折，其“转化率”相当高。

　　“我们很多中小企业抱怨研究成果‘难引进’‘难推广’，为什么？”钱锋抛出疑问，“企业反映，科研成果一种是‘空中楼阁’，一种是‘海市蜃楼’，怎么就离企业那么远？”

　　有一组数据也许能说明些什么：我国每年有数万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可成果转化率却只有２５％，形成最终产品的不到５％，科技进步贡献率三成不到。

　　杨春时对此深有体会，立即接过话茬：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是企业要引进，就会问，哪儿来的钱？人才贵、技术贵，怎么引进？实际上，这背后是企业对旧的生产模式过分依赖，转型动力不足；二是我们的一些科研在方向上走了“贵族路线”“偏门”，研究与生产严重脱节。

　　“我看江苏省的一个试点就很好，成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个很实在。”钱锋说。两位委员有一个共识：不能笼统地提转化率，要看开发型成果的转化率，以此为导向引导科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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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教育科研的话题，两位委员有许许多多说不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