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浙江省德清县育才学校的小学生放学后在老师的指挥下乘坐校车(2011年11月21日摄)。
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校车安全”成为一大焦点,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校车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发公众高度关注。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题:“校车安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基层代表委员“支招”校车安全三大难题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刘元旭、王海鹰、傅勇涛、赵叶苹
“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校车安全”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基层代表委员热议。
“夺命校车”去年频现,刺痛了社会神经。有关方面迅速部署“整顿”,校车安全“新规”制定快速推进。但部分来自基层代表委员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校车服务一“停”了之,供需出现新矛盾,部分家长无奈选择“黑校车”。
为什么一些地方“整顿”变“停开”?如何解决“黑校车”难题?怎样探索校车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围绕三大难题,基层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整顿”不是“停开” 防止责任转嫁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史贻云注意到,今年春节开学后,海口市一些学校的校车停开,校车服务被取消,这使孩子们上下学的方便和安全成为新问题。无奈之下,一些家长只能凑钱租车接送孩子。
“家长自发租车,反而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史贻云委员表示担忧,整顿校车安全是好事,但不能一“停”了之。如果没有配套跟进措施,反而使校车安全问题“由明变暗”,学校规避了责任,风险转嫁给家长和孩子。
校车“旧的去了”,为何“新的没来”?代表委员调研发现,成本过高、无力承担是学校“停开”的主因。
“财力有限是目前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以海口市寰岛实验小学为例,如果要满足全校学生的乘车需求,需要购置30多辆车才行,仅购车就需要近2000万元,加上聘请司机的费用、油费消耗等运营成本,学校实在无力承担。
“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认为,校车安全标准的制订要考虑国情,考虑地区差异,投入和运营成本过高,学校和家长会吃不消,可能难以持续。
“校车安全与上学方便都很重要,单纯为了安全而一‘停’了之,是不负责任地开倒车。”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张凤宝说,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安全和方便“两手抓、两手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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