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8日电 “今年7.5%的GDP增长目标,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下限?”全国政协委员荣海谈及中国今年的“低”经济增长目标时,略带疑惑地问。
这位来自陕西的企业家委员,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某些“GDP冲动”忧心忡忡:有些地方“很辉煌,也很荒唐”,他若有所指。
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降至7.5%。有外媒撰文,担心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步伐放缓。但懂得中国“国情”的人已经读出:7.5%是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省”,是向各地做出稳定增长、调整结构的“信号”。
事实上,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GDP增速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时,中国31个省区市2012年GDP增长目标早已公布:高者14%,低者也至少8%。
“大部分(增长目标)都是两位数”,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原董事长秦晓担心,中国政府高层放出的“稳增长、调结构”信号,传导到地方上仍是“奋力爬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意难以实现。
因此,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可以听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声音:只说“重话”不够,还得有“重拳”,才能真正抑制住各地“GDP冲动”。
全国政协常委、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李国璋认为,“地方GDP应该设立增长上限”。他批评一些地方政府“把规划指标撇在一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原专职副主席程路态度则更为强硬:国家应该对地方投资冲动有监督和惩戒措施。
“譬如发改委,能不能每季度、或半年对地方经济增速做个测评”,“否则说归说,做归做,这样调结构是做不到的”,程路说。
商务部原副部长马秀红委员认为,“7.5%的目标是对的,但考虑到实际经济增长状况,要有相应措施。”
马秀红说,现在对经济质量、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应该定出更过硬的指标,考核作为更权威性、制约性的要求。”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几乎是普遍现象”,现在必须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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