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推销“利比亚模式”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3月6日，利比亚盛产石油的东部地区昔兰尼加宣布“半自治”，呼吁在利比亚施行联邦制。此举被视为一个重要信号：它既是对利比亚统一和主权完整的巨大考验，也是对利比亚政权全国过渡委员会权威性的直接挑战，反映了政治强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重建和政治转型面临的巨大风险。北约军事干预制造的“利比亚模式”究竟能给利比亚带来什么？

　　内部张力根深蒂固　日益凸现

　　利比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仅有半个多世纪。1951年12月24日，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个具有半自治地位的省组成的利比亚联邦制国家。利比亚社会构成复杂，部族众多，相互之间的利益需求差异较大。与此同时，各地区之间的历史及发展水平也有着明显区别。在经济地理分布上，最富的是拥有石油的昔兰尼加，而最穷的是远离海岸的费赞。的黎波里塔尼亚约占全国面积的20%，昔兰尼加占48%，费赞占30%。历史上，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地之间的联系远不及它们相邻的地区，各自形成了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特点的区域。从文化和地理角度看，的黎波里塔尼亚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接壤，是马格里布的一部分；昔兰尼加处在利比亚东部，历史上与埃及关系密切；费赞则处于南部内陆高原型盆地，它同撒哈拉以南非洲联系紧密，而同马格里布联系较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比亚摆脱殖民者占领，取得统一。以反抗殖民统治著称的塞努西运动传人赛义德·伊德里斯成为国王(1951—1969年在位)。伊德里斯的贡献在于缔造了统一的利比亚。

　　从独立之初，利比亚就贯穿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地方传统部落势力强大。伊德里斯国王利用其威望，通过修改宪法等途径，削减地方自治权，1963年实现了从联邦制向单一制王国的过渡。1969年9月，卡扎菲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推行民众国制度和世界第三理论，强化政治整合。但是，利比亚传统社会并没有完成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部落仍然是利比亚重要的社会形态，部落传统、部落观念依然延续，部落是地方势力的依托，地方政权往往是部落利益的代表。同时，卡扎菲长期独裁统治以及对石油财富分配不均，加剧了地区之间不平衡和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分化，导致在盛产石油的国度，失业率超过了30%，从而激起民变，爆发内战，最终在北约军事干预下政亡人息。卡扎菲的政治整合进程由此而中断。

　　重塑政府权威　艰难复杂

　　北约军事干预推翻卡扎菲独裁统治是一回事，重建利比亚则是另一回事。重建利比亚的关键取决于：利比亚政府的权威性和治理能力；民众认同、效忠以及地方势力的支持。作为现政权代表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是借助于北约军事打击推翻卡扎菲政权走上权力顶峰，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来自于反对派不同阵营，其内部异常复杂，往往立场相左，各自为政。随着共同的敌人卡扎菲败亡后，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之间围绕权力及利益分配，致矛盾公开化，进而分道扬镳。尤为严峻的是在反卡军事斗争中，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崛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听命于全委会，直接威胁着现政权的权威。因此，要树立政府的权威性是极为困难。在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中，缺乏有感召力的人物，也缺少治国理财能手。另一方面。利比亚是个部落社会，民众心目中普遍存在着部落意识，对部落的效忠往往高于对国家的效忠，部落利益和部落意识直接影响着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另外，利比亚战争中的血腥冲突和肆意报复，进一步加剧了部落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仇恨，也加深了地区之间和部落之间的隔阂与裂痕。因此，此次，昔兰尼加宣布自治不过是这种问题的公开化，它是利比亚走向分裂的前兆。

　　“利比亚模式”经不起考验

　　利比亚战争实际上是西方与卡扎菲的一次“算总账”，并非真正为民主和人道而战。利比亚战争是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又一个“杰作”。如果说，西方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民主改造”为幌子轻率启动伊拉克战争，最终留下的是伊拉克人民深重的灾难的话，那么，在第二个十年，借“阿拉伯之春”进行了利比亚战争，制造了又一个军事干涉、武力改变政权的“神话”。它留给利比亚的既有仇恨的种子，又有四分五裂的局面。历史上，当一个强人政权轰然倒塌后，要么会出现又一个强人政权取而代之，要么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在一个民族关系或部落关系非常复杂、矛盾尖锐的社会条件下，推进民主必然诱发分裂——不同民族或部落在“自治”的旗号下走向分裂。可以说，北约通过“利比亚模式”缔造民主政权，其困境正在于此。这恰恰表明，民主的推进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政府的政治权威之间相互促进，才能顺利实现民主。卡扎菲政权垮台已半年有余，执政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仍未实现对各地的有效控制，许多地区都处于“半独立”状态，说明其权威性并未建立起来。战争的血腥程度很难消弭已经形成的新仇旧恨，战后，报复和仇杀事件屡发，所谓的“包容性”仍然是一种奢望，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倡议。此次，对于昔兰尼加宣布“半自治”的决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公开回应将“动用武力”维护国家团结，利比亚境内民众也出现集会反对施行联邦制。但是，战后的利比亚，地区之间、民众之间裂痕不断加深，企图以军事的手段根本无法消弭这种裂痕。

　　50年前，赛义德·伊德里斯依靠个人威望实现了利比亚由联邦制向单一王国的过渡。而今，历史似乎又回到了裂痕的原点。在围绕“半自治”以及“联邦制”的较量中，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和政治转型充满悬念和风险。同样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当前国内危机日益加深，血腥冲突加剧，西方对叙干预之声不绝于耳。此时，利比亚东部宣布“自治”的举动实际上警示人们，推动政权更迭的“利比亚模式”是经不起考验的，推销“利比亚模式”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王林聪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