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环保总局副局长：去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超2万亿

　　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日前指出，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农村环境污染加剧，重金属、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显现。本报尝试通过财经视角解读环保战略，并邀请两会代表、官员、学者共同预判未来一年的节能环保形势。

　　哪些环境污染最“烧钱”？

　　《经济参考报》：近年来环境事故频发，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目前哪些领域的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最大？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我国每年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包括两类：一类是财产性损失，如企业的污水处理成本、农渔业的收成损失，包括部分生态损失。另一类是健康损失，这类损失计算起来更困难。水污染更侧重于财产性损失，大气污染更侧重于健康损失。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银行、原国家环保总局以及一些科研单位曾经分别做过研究。环境损失(财产性损失和健康损失)占中国G D P的比重少则为3%至4%，多则达到11%左右。这两年没进行过相关研究，但我估计，环境损失占中国G D P的比重可能达到5%至6%。2011年中国G D P为47万亿多，据此折算，环境污染造成损失将达到2 .35万亿至2 .82万亿元，也就是超过2万亿元。

　　此外，突发性事件(环境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比如广西镉污染发生后，在企业有能力赔付前，财政需要先行投入，用于应急监测、流域拦截、污染治理等。这些事故还会造成更长远、间接的生态系统破坏。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教授：很多环境污染是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事后花多少钱都恢复不来。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曾做过相关研究，环境污染每制造1块钱的利润，却要花60块钱来治理，还要花15块钱去看病。因此，制止环境污染的发生最省钱，污染后才想到治理最烧钱。

　　环保部几年前曾经做过一次绿色G D P核算的试点，各省纷纷报名，但统计结果最终并未公布。国际通用的资源成本指标体系包括7项，我国只采纳了其中1项“污染治理成本”里面的“大气、污染、水污染”这很小的一部分，就把G DP拉下来一大块，至少降低一半。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飞达集团董事长朱国平：我认为，电镀污染造成的损失很严重。苏南遍布生产蓄电池、手机和电脑外壳的中小乡镇企业，排放的硫酸和重金属会渗透到河水和地底下。建议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加强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家庭企业的排污管理；建议推动企业与政府的污水管道对接，使污水集中进入处理站。

　　哪些环保领域最“缺钱”？

　　《经济参考报》：目前哪些领域的环保投入最需要加大投资，尤其是财政投资？

　　王玉庆：环保投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政投入，一类是社会投入(以企业为主)。最迫切需要财政投入的是水污染防治，其中主要是公共污水处理厂(含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园区工业污水处理等)的建设，包括管网建设在内，要确保污水处理厂达到设计能力，确保达标排放；下一步改造升级以达到脱磷脱氮的要求，这需要增加投资，还有城市的垃圾处理厂，发展垃圾焚烧成本也是比较高的。这些方面预计每年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上千亿。

　　虽然当前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但县、镇(含)及以下的污水处理还不在统计范围内，其管网配套还没有完全跟上，很多地方还是空白。

　　在重金属处理方面，对于一些企业搬迁、改制、转产、倒闭遗留的重金属土壤污染问题，如云南陆良的铬渣污染，如果污染土地重新开发需要治理，财政要予以扶持。至于大气污染防治领域，财政应该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下更大决心。

　　此外，环保部门能力建设方面迫切需要增加财政投入。首先是监测能力。其次是环境突发事故应急处理能力，需要交通、通讯、现场监测和其他一些手段。再次还有人员培训。最后是风险预警方面的基础研究、规划设计、政策调研等。

　　吕忠梅：财政补贴很有必要，但光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去搞环境治理，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把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去投钱，会造成企业和老百姓搭便车，最终“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百姓受害”。政府应该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排污收费和未来征收的环保税，实现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避免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情况发生。

　　此外，政府应该加大环境基准研究方面的投入。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目前的环境容量有多大，最多能接纳多少污染物？“限期治理”的“及格线”定在哪里？地方环保部门在辖区内怎样监管才算“执行到位”？

　　“十二五”要“赚快钱”还是“赚慢钱”？

　　《经济参考报》：此前多位专家向本报表示，随着今年“工业稳增长”被放在突出位置，工业节能形势将更加严峻。“保出口”的外贸政策也不利于对“两高一资”产品取消出口关税。那么如何评估今年乃至整个“十二五”的节能减排形势？

　　王玉庆：实际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 D P同比增速目标从往年的8%左右调低到7.5%，透露出一个信号———“稳增长”不一定就要“稳住8%甚至10%的增长”，从而为民生投入、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留下一定空间。不要把“保出口”“增就业”与节能减排对立起来。相反，环保投入既有社会效益，又能通过环保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效益，近几年环保产业每年同比增长15%以上，高于G D P增速。

　　不过，今年要全面完成节能减排指标，难度相当大。

　　在节能方面，结构调整力度如果不够，高耗能行业如果高位运行，第三产业占比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光靠关停一些小项目，节能目标将很难完成。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房地产、交通运输等基建项目对钢铁、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还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财政和政绩因素影响，各省都在上工业项目，产业集中度不够高，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不够大，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能耗较高、治污较难。

　　在环保尤其是氮氧化物减排目标方面，去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很多环保工程的设计研究和建设运营需要一定时间，要到后三年才能显现效果。比如煤电脱硝，既有成本难题，又有技术难题。近几年汽车销量大增，石油消耗较快，今年的环保形势仍不乐观，重点是打好基础、政策到位，明年环保形势才有望改善。

　　《经济参考报》：有的污染企业会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赚了钱；我们搞环保要投入很大的资金，成本都转嫁到产品里，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朱国平：中国企业过去靠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创造微薄的利润。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非常及时。

　　如果产值和环境只能“二选一”，我们会首先选择环境。飞达集团每年用在污水处理、烟尘处理、环境美化等方面的环保投入，占到集团总投入的5%，基本改变了“脏乱差”的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

　　现在结构性招工难，员工对工作挑挑拣拣。只有企业环境好了，员工健康幸福了，企业才能养得了员工，招得了员工，成为“百年老店”。实际上，随着国家环保标准和监管越来越严，环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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